论就业的重要性

天涯沙梨熊

12.15 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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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GAME OVER的根本原因，在自身技术上来讲并不在1911，而在1905。简单点说，无非六个字“废科举，练新军”。

当然维尼无意重复泛论的学术定见，什么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云云。小熊治学，就一个字“推”，从事件源头上层层逻辑推导，最后自然会有很明了的结果。时间有限，以下开始推，文盲们注意跟上维尼的节奏。

当初为何要废科举，大概念统统闪开，实际就一个原始推动力，中央朝廷与地方督抚的权力博弈。地方督抚势力能够崛起，和朝廷叫板。

两个时间点，一是太平天国，督抚借就地筹饷之机，开辟厘金税源，进而插足地方财政，原本只对户部负责的藩台，此后不得不同时受制于督抚，于是出现一仆二主，财权截留的格局。二是八国联军，督抚借东南互保，朝廷西狩，以地方新政为名，各自建立新学堂，其实就是侵蚀原属朝廷吏部的组织人事权，培养地方干部。

庚子之前，督抚也可以委派私人，但属于杂途，相对于朝廷科举体制运转产出正式干部，这些杂途各方面受限很多，督抚用之不能完全如身使臂。辛丑条约是份大礼，有一条规定在洋人害被虐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也就是中央实控区，整个组织人事体制被迫暂时停摆，东南督抚此刻则大兴学堂，加快批量出场自己的干部。五年到期，第一个问题来了，是科举复兴，还是学堂扶正？

 

 

这是京地朝野两条路线的权力博弈问题，表面上有个很普通的切入点，毁于庚子战火的京师贡院修不修。主修的是内阁军机大臣王文韶，主废的是袁世凯，张之洞领衔的地方六督抚。修就是组织权重回朝廷掌握，废就是默认前五年人事权下移，同时要承认这为今后的主流改革方向。

这个回合，督抚集团赢了，一是日俄战争结果，新政策推行，舆论环境等等总体大背景都有利于他们，二是内阁中清流世代交替，王文韶被自己的学生瞿鸿機拱翻，失势去职。剩下另三个军机大臣，庆王是袁世凯的盟友，鹿传麟是张之洞的亲家，瞿鸿機是岑春煊的伙伴，虽然派系不同，但在有利于督抚集体根本利益的问题上，还是有共识的，那就简单了，科举必废成为定案。

 

 

再来是第二个问题，过渡还是立废。主角变成张与袁。张在上一个阶段主废，是因为学堂创设关系到他的政治利益，这不含糊，但现在学堂制度已成定局，权力利益已经有了保证。下来的就是感情问题了。他也不想做人做得很难看，何况自身也是清流科举出道。所以他主张过渡，新老生源等等问题，分成十年三届，逐渐过渡转型。

袁就不同，他是落榜生，和科举毛个感情都没有，立废是他的主意。老佛爷又开会，找几个督抚来内阁民主集中一下，端方，岑春煊哥几个都没文凭，主流意见是立废，老张是属老甲鱼的，最后也就算了。第二个问题解决，立废。

 

 

发展到这个点上，朝廷拗不过时势，是输了一层，当然后续朝廷有的是手段，实力不足，技术可以弥补。就像当年的财权截留，京饷少了。朝廷可以祭出摊还赔款和边疆协饷两招，督抚可以少缴京城的，但是要分摊部分外债和对口支援边疆的军费（湖广支陕甘，四川支云贵，广东支广西等等），这些都是分地方之势，此刻的学堂扶正也是一样。

路线是认可了，但也有招数，一是本体，提学使要挂朝廷编制，也就是学台，地方组织部不能完全让督抚拿走，至少要共有，二是外挂，咨议局这些都批准上马，借在地乡绅力量，靠地方议会制衡督抚的行政权，自然也有衍生问题，例如咨议局叫板督抚衙门，朝廷很开心，但到了资政院，也就是国会层级，这帮议员来搅和内阁，朝廷就头痛，督抚刚好相反，咨议局，督抚是烦的，但资政院，督抚是挺的，新的三方博弈，也很有趣，这和维尼本文无关。略去不谈。

 

 

继续推导科举之废和学堂建制。考学制度本身在1905年之前，世界上只有两种，一是中式的科举，朝廷只划个八股大纲，规定四书教材，负责招考，其余不管。在这期间，一般人家子弟，从7～8岁开始务农，习艺，读书，相当于把鸡蛋放在几个篮子里，日常学手艺，耕农活，闲暇读读八股，到了考季去考，考不上回来，继续平民日子。以农，工，商等为职业，考试为副业，读书相当于买彩票，调剂生活。

如果某季考上秀才，那才算进入士的阶层，一是获得复试资格，中举为绅，再中进士为官，就算不中，秀才在乡间还有碗教授私塾的饭吃，从寒士秀开始才叫习举业，正式走上专职，教～公人员的漫漫考学之路。当然从寒士，到乡绅，再到官员，自有位置录取比率，寒士再升一步困难，大多数不是私塾老师，就是转向事务官领域，研究钱谷珠算，大清律例，去作师爷，讼师等等，与地方游民出身衙役，班头共同构成小吏阶层。

过去对朝廷有牢骚的主要是考举人不中的这些寒士秀才，但这都属于正常范畴，抱怨够了，回家教私塾，出外当师爷，等到下个考季还不是又都来考。除非有两种特殊情况，朝廷有大变局，民间有大饥荒，他们有机会下注，从寒士转身成策士，货卖与识家，玩一票大的。

 

 

一种是西式的职业教育，从小学开始到大学，学校收钱教书，产业化经营，来的都是客。责任则是要把教学搞好，一对的起花了钱的学生老板，物有所值，二也是做市场口碑，吸引更多人来光顾。而学生则相当于是个人投资，为未来择业打基础。

例如某人数学好，一路往财会学科发展，毕业之后，大体几条路，留校任教，出去企业谋职，要么自主创业，或是去考公务员，在政府里当会计。经济学教师，企业会计，政府雇员，本质没区别，都是本科专业玩算盘。政府雇员叫事务官，考选出身，在体制内升迁靠资历，劳绩。如果那天想当政务官，也就是部会级首长及其以上的职位，那就要有政党背景，出来自选，或是辅选。票选成功，自己当选。辅选得力，被新当选人指名遴选。

 

 

东西方比较，教育模式都适合各自体制，没什么好说的。但要对比效果，西方好。那出的专才，这出的是废柴。这些都不管维尼的事，也不去说他。还是说朝廷的新学制改革。搞了个中西结合，第三种独特的模式出现。

 

 

表面上是学洋人，规定7岁入学，初小，高小，中学堂，大学堂，通儒院。看上去没问题，实际上分两段，初小到高小，学的是西方基础教育，学好多门课，传统的童生自主耕读生活，到这变成法定规范制。再往上，又不学西方一贯制直通车教育（基础打完，无障碍升入各中高等学校受专业教育），而是强制赶去过独木桥，考中学堂，进去相当于举人，再往上，大学堂，通儒院，同进士出身，同进士及第。

如果能考进中学堂，那没问题，公务员编制，分科教育，朝廷包分配，进还可以一直考大学堂，通儒院，退可以转去师范学堂，毕业回各初，高小任教。但关键是考得进中学堂，当得了举人吗？

 

 

如果高小毕业不能过独木桥，那就坏了，举个例子，在西式教育体系里，基础教育部分，是为了升学之后的专业划分而设的公共课，某人想谋职，要么去当手工学徒，慢慢往蓝领奋斗，环境好一些，投入大点，读书去，小学基础绘画，数学，中学制图专业，毕业出来当绘图技师，往白领努力，要是学有余力，钱有富余，能读到大学，那出来是工程师，金领的起点。在传统的中式科举，更干脆，还是这个人，7，8岁出来当学徒，主业学木工，闲暇自学八股，到了16，7岁，考上就专业去八股考官，不中至少也是合格木匠，横竖不误功夫。

可到了第三种模式，十年基础教育，高小毕业过不了中考关，那除了基础教育里的数学绘画这些公共皮毛课程之外，他毫无职业技能，既不能和自小木工学徒出身的木匠竞争，也不能和专业中高学堂里出来的技师并论。

 

 

简而言之，1905之后，出现第三种应试教育（科举实质只是招考，西式实质只是培训），受这种强制基础教育的孩子，有9成是注定要白读十年，浪费青春的。这才是核心问题所在，05年之后，每年都有大批的高小生落榜，他们进不了中学堂，所以没有分配保障，走上社会，又被耽误了十年，没有谋生技能。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05年改制的遗留问题，朝廷对05之前的旧科举人员，童生转学新教材，举人，进士授官或是进修，可对旧秀才阶层，朝廷只包部分优贡，拔贡进入新的师范学堂，其余大部分只能自去报考新中学堂，过去秀才算是上了岸的，考中举人很好，考不中教各类村塾。

现在，能考，但是新课标，数理化根本不懂，前进过不了新中学堂考试关，新师范又转不进，于是后退也没资质教高小和初小，旧秀才等于只捞了个同高小出身的身份而已，别的什么都没有，自从习举业以来，以为上岸了，结果一夜之间又掉回水里。

 

 

于是新学堂应试教育，催生了两大人群，一是05之前26，7的老秀才，一是05之后17，8的高小毕业生，进不了体制，融不入社会，怎么办？又有下一个方案，朝廷也是悲催的，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这放在等会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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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部分都在说废科举带来的各种问题，现在看练新军，也还是在05～06年，军队建设也发生一件大事，军20条颁布执行。核心内容就是军队建设专业化，职业化，现代化等等，这又带出两个新问题。一是新兴的士官生群体，一是旧有的军曹。

 

 

士官系这些正规军校生有什么问题。这些年轻士官有没有实际能力，这不好说，但智力绝没问题。他们都是读书种子，初小，高小读完，考场里千军万马中过了独木桥，进陆军高小，陆军中学，6年连读，加2年实习，23，4岁当排长，这没话说，但他们接下问题，考保定兵官学校，陆军大学，从那里学成，就是正式连长起步，营团参谋，再留洋，那才叫前程。

可关键是考中高级军官，就不是考学那么简单，招考里头讲得是人事关系。这些寒门贵子，拼爹拼不过八旗军二代，大多也就是个蹉跎于军中下僚的命格。这些都是万里挑一的凤凰男，人生期望，心理价位自然高，想着自己一路走到现在，操场，教室，食堂，宿舍，图书馆，从早点名忙到熄灯号，将近二十年的人生就耗在这五个地方，结果只得个排长，每月25两银子，反观那些有背景的八旗同学，天生的顶子，军艺的妹子，雪白的银子都是手到擒来。心意如何能平。

 

 

军曹们则是正宗的行伍出身，过去旧军军制，没那么多操练兵演，技能考核，单凭一副好体格，18，9岁来当大兵，赚饷银，吃得饱，运气好的话，营中做久了，被上头赏识，小兄弟们捧场，28，9出头转军士，当军曹，提拔到千总，把总，日常营内只是点卯，然后泡茶馆，吃地方，搞生意，江湖朋友给面子，多舒服的日子。现在搞七搞八，又是士官生，又是学兵团，原本属于军曹的上升空间，班，排长的职位，大多要给四眼仔占去，而且自己也被迫跟进，专业化，职业化，有随营学堂，讲武学堂定期要轮训，年纪一把，又要一线带兵，又要出成绩，还要学技术，读毬书，时不时再被那些毛头士官管，这叫一个懊恼。

 

 

士官和军曹，都怨朝廷不公，都恨八旗可恶，彼此还互相讨厌，这是一个问题，此外还有第三种人，就是刚才说过的新学堂应试教育催生的双失秀才，老张说，来从军，军队是个大课堂，再办个陆军特别小学堂。老张的角度，暂时安置，顺便提高一下军队质素，在这些寒士角度，边当丘八，边读书，文士上进不行了，武士出道总可以吧，他们在军中不少做了司书，也就是连队的小秀才，平时抄抄写写，出个墙报，士兵园地什么的，这叫在职不在编，连排长比较看重他们，相当于连部的书吏，平时可以不参加操练，但在编制上其实还是士兵。

他们盼的是从特小，司书过渡，转正到正规的陆军中学，然后重搭上仕途的正轨。但正规渠道自不断有应届生，关系生，轮到他们这样的二军，凤毛麟角而已。所以这批人就滞屯在营中，这些人就不是什么不平或是懊恼了，而是怨望。

 

 

朝廷也是个冤大头，花那么多钱，养这么多人，结果还要招大多数人怨恨，这叫一个晦气。上文这三拨人，物以类聚在军中又形成三个策源地。士官生大都是第三陆军中学，分布在测绘，法政，军医各个专业学堂还有个技术兵种单位里头，他们最恨八旗子弟，又是读书种子，故此理论上能接受海外乱党反满之类的文宣，席正名，雷洪各省士官生头头搞了个组织，黄汉光复党，寓意黄帝子孙光复汉族之类，但说实话，这波士官生，也就起哄架秧子，凑凑革命的热闹，要论破坏力，行动力那差得远了。

 

 

真正有能力的，一是军曹们的组织，29，30团的将校研究团。也就是岗位轮训时，蔡济民，王宪章，吴醒汉这些老班长自发组合而成同人会，为什么叫将校团，因为他们基本都是下士，军士长，取个好意头希望能升上校官，将官。32团的黄伸芗的种族研究会，工程营熊秉坤，炮团蔡汉卿也有忠汉团等等组织，叫什么并不重要，反正就那么回事。边自己搞买卖，边骂朝廷规矩多，每临近操练，军演，退伍这类的关口，队伍都明显不稳。

军曹们是买卖多，怪话多，门路多，后来比较出名的那些，熊秉坤，他舅是汉口的水夫头，打码头的，蔡汉卿和炮团的小兄弟是吃土方的，南湖修堤围堰，发包工程。还有马房徐万年，河南兵的老大哥，鄂豫之间的往来运输，自有一份，马队的回回班长沙金海，广益桥一带的陕甘马帮，本省丑帮的皮革加工作坊，帮着看场。还有搞土药生意的阿金，房屋租赁生意的张廷辅等等。

 

 

还有就是21混成旅的第41团，这个团里大都是落榜生，失业生之类的倒霉蛋，为什么这个团里特别多这种人呢，一来是政策方向，老张贪大求全，要6千君子共一堂，明明没位置分配，偏偏喜欢扩招，二来和旅团主官有关，旅长黎元洪放任自流，黎在军中就不得志，本来说好张彪第8师，他第11师，一字并肩，但因阿彪是老张警卫员出身，黎这个科班生，只好缩师为旅，千年老二，心里不爽，前途有限，乐得糊涂，得个军中好名声更重要。而他手下的41团团长，吴元泽.这位听名字，就知道是个老好人，无原则嘛。

老吴为什么喜欢招那些天涯沦落人，因为他自己也沦落过。这位年少考学时，也是考的不易，几次考举人不中，不过运气还好，赶上最早留洋潮，那时观念未开，别的高材生都不愿出去，科举正途为上。他是寒士，豁出去博一下，弃文从武，去日本学了陆军，回来以后，分配也坎坷，去一些边角省份当有名无实的军事穷教员，一直到30多才回湖北，候补了好一阵，才赶上黎元洪独立成旅的机会，搭上这班船，正职当了团长，所以他上来以后，就喜欢招收和他相似出身那些落魄学兵。

这些倒霉蛋在41团汇聚，后来又传到边上的31团，和同建制的42团。这些人大哥都是连队文书，像早期的刘静庵，中期杨王鹏，后期的蒋翊武，何海铭等等，彼此之间是教会式的抱团取暖，传销式的组织链接，疯狗似的仇恨朝廷。

 

 

有了策源地，之后顺理成章。士官系倒向共进会，书吏们自组文学社，军曹各团体，则两头各自下注。然后就是一百年前的那声枪响，在大清角度，朝廷那张金卡刷爆破产，在乱党角度，功名富贵立等可取。

List of Lightning Network Wallets, Node Guides for Different OS and Payments Proc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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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w uninstall ideviceinstaller -g
brew uninstall libimobiledevice -g
brew install --HEAD libimobiledevice -g
brew install ideviceinstaller -g
sudo rm -rf /var/db/lockdown/*
sudo chmod -R 777 /var/db/lockdown/

進入2019年，我們有必要嚴肅地來探討一個問題，即未來幾年，隨著經濟形勢的持續惡化，是否會傳導到社會，進而觸發社會中的不滿因素，導致以權利訴求為目的的大規模的群體抗爭重新出現，並演化成為工運和農運的可能性。

某種意義上，剛剛過去的2018年是一個分水嶺。我說的「分水嶺」的意思是，社會的危機感普遍出現，這在過去是沒有的，以前在少數群體身上，或者在一部分先知先覺者身上，是存在對中國社會的總體危機意識的，但是在知識專業集團、工商業經理階層、共產黨內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講普羅大眾了。社會中的大部分人還在享受改革剩下的紅利，並沒有意識到危機正在悄然降臨，其中的大多數人甚至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很有信心。

但是2018年有兩件事情使得多數人覺察到寒冬驟然而至，一是3月的修憲和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讓許多人陷入對中國政治的悲觀中，一是6月開始發酵的美中貿易戰，使許多人對中國的經濟形勢和國際處境陷入悲觀。

如果說，政治經濟的寒冬感雖然驟然而至，但改革40年積累的家業讓整個國家和個人都還有餘糧可以抵禦，所以這種危機感在2018年只是存在許多人的意識層面，沒有轉化成具體的集體抗爭行動；那麼，2019年之後的形勢很可能不一樣，官方現在也已承認，未來幾年，是中國經濟形勢最困難的時期，隨著寒冬增強，餘糧減少，當經濟蕭條現實地威脅或侵害底層甚至包括專業階層在內的部分中產階級的利益時，過去幾十年由分配不公產生的相對剝奪感會被人們有意識地強化，向權貴和國家要平等的社會主張會啟動，個體的抗爭意識和抗爭行動不可避免地會發展成為群體的抗爭意識和抗爭行動。在這一過程中，假如某個環節或某件事情處理不妥，群體抗爭也就極可能轉化為連續的以工運和農運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社會運動。

律師從配角變主角

研究現代化和社會轉型的學者一般認為，一個社會在向現代化變遷過程中，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生成，以集體行動為主要形式的社會抗爭和社會運動遲早將會出現。人類歷史就是這麼走過來的。中國也不例外，共產黨的工人革命和土地革命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六四」則是一次失敗的學生抗爭運動。

1989年後，隨著改革的深化，中國發生了一波又一波的維權行動和群體抗爭事件。特別是以失地農民和下崗失業工人為主體的群體事件，規模和聲勢最為浩大，受到的關注最多。前者有翁安事件等，後者有通鋼事件等，當時都引發了社會震動。但這些群體事件的主要目的和訴求，是維護和爭取自己的經濟權益，儘管它們的行動客觀上產生了政治後果。

在很多轉型國家和地區，律師在社會運動中都起帶頭或主導作用，這在臺灣尤其明顯。但中國的律師群體介入社會抗爭較晚，剛開始，主要是幫助人們維權。到本世紀第一個10年的後期，始有律師介入社會抗爭。鑒於律師的特點，特別是人權律師，面對社會的不公不義，很難袖手旁觀，而投入社會運動，從配角變主角，所以，在最近10年，律師親自參與很多的維權事件。

近年引起社會和國際關注的「709」案，即以人權律師為主角。不過，2008年北京奧運後，特別是18大以來，官方對人權律師的打壓增強，新公民運動、「709」律師群體先後被鎮壓，社會抗爭進入低潮，以往此起彼伏的群體事件呈遞減趨勢。

抗爭目的帶有明顯政治性

總的來說，1989年後，雖然群體事件和維權抗爭不斷，但始終沒有發展成全國性的社會抗爭，抗爭局限在局部和地方，特別是基層。發生於上世紀90年代末的法輪功圍攻中南海事件以及前兩年老兵群體為優撫安置問題進京上訪或許是兩個例外，但它們的目標還是爭取宗教或經濟權利（法輪功後來涉及政治權利），也未獲社會主流人群特別是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的關注與支持。

另一些事件，如汶川學校倒塌、溫州動車事故、天津火災、三鹿奶粉事件、鄧玉嬌事件等，雖說在輿論上引起全國線民關注，民情洶湧，但這些事件都聚焦于特定的人群，沒有形成共振效應。

儘管如此，有了前二十多年中國社會維權和群體抗爭的鋪墊，再加上去年社會危機意識的普遍發酵，2019年後，中國的社會抗爭在人數規模和訴求主張上很可能發生轉變，重新燃起社會反抗的星星之火，在抗爭目的上帶有明顯的政治性。

為什麼這麼說？如果持續的經濟衰退得不到扭轉，屆時很有可能出現大規模企業倒閉和失業潮，或者出現嚴重通脹，民眾生活水準急劇下降。目前社會的主體是70、80、90後，他們不像其父輩那樣對貧困有深刻體會，能夠耐貧，當個人和家庭的生活水準因經濟不景氣要過苦日子時，他們是否適應這種狀況，會不會導致連鎖反應，走向街頭，都是未知數。但對官方來說，這無疑是一顆「定時炸彈」，必須嚴防死守，不讓它引爆。

可官方的「拆彈」方式是全面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加強對社會的暴力管控，同時部分滿足大眾在分配上的平等需求。短期來看，這會削弱社會運動和社會抗爭的社會基礎，導致社會抗爭和社會運動走入低潮，但長期而言，這樣做不但不能壓制人們的不滿和反抗，反而會催生大眾的政治意識，隨著國家控制能力的走弱，從而激發大眾的抗爭意識和行動。考慮到國家對社會的躁動情緒已經完全失去感知和回應能力，更是如此。

無法減少人們與政府的矛盾

誠如研究社會轉型的學者指出的，現實中的社會抗爭和社會運動同國家功能的轉換以及國家能力建設的高下有著密切關係。當國家選擇性地發展以徵稅為主的抽取能力與以暴力控制為主的強制能力，而忽視分配、規範能力與對大眾的保護能力的發展，這種不均衡的國家能力建設就會帶來廣泛的社會抗議。

在此基礎上，經濟增長不僅不會帶來社會的普遍繁榮與發展，而是制度性地製造經濟與社會不平等，社會不平等導致兩極化，兩極化導致普遍的社會不滿和社會怨恨，最後嚴重削弱政治合法性的基礎。中國過去的情況很符合這一論述，現在繁榮也不再。要在分配方面補短板，國家就必須進一步加強徵稅的抽取能力，抽取能力的增強造成和工商階層的矛盾激化，經濟進一步走弱；與此同時，對普羅大眾分配上的改善又不足以彌補他們失業的加劇，因此，最終並不能減少人們與政府的矛盾。

需要強調的是，經濟衰退和社會普遍的不滿，出現了左派學生群體的崛起和他們與工人的結合，對中國官方來說，可謂釋放出了一個理論上難纏的對手。自八九「六四」後，中國的知識份子（除了某個短暫時期或個別人外）基本是社會抗爭行動的邊緣者，最多在輿論上鼓與呼，未能深入抗爭現場，參與抗爭行動。

但是，以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為主的左派學生群體開始彌補這一缺憾，他們繼承了共產黨的「初心」，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這群左派學生，響應領導人的號召，讀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著作，組建學生小組討論社會主義的進步，像當年毛澤東去安源煤礦發動工人一樣，高呼「毛主席萬歲」、「工人階級萬歲」的口號深入工廠農村，組織工會，指導工人維權鬥爭，幫助陷入困境的農村家庭等。

此種情況的出現，完全是官方自己為自己製造的陷阱。這幾年國家政治上的左傾，理論和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化，使得這群左派學生吸取了馬克思主義的正宗理論資源，而現實中官方的國家資本主義正好成了他們批判的靶子。

他們「活學活用」，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啟發工人和農民，讓後者認識到，他們被剝削和社會不平等的根源，除了他們所服務的企業主外，還有背後的國家資本家，給工人農民灌輸明確的剝削和階級意識，從而使工農把階級鬥爭的矛頭指向變了修的共產黨。可想而知，像本文前面提及的那些失業工人和失地農民的群體反抗事件，如果當時有左派學生灌輸給他們這些「大道理」，後果就會變得不一樣。

到臨界點後

左派學生的行為正是中國官方最擔心的：知識份子和工農的結合，前者為後者提供理論指導，後者為前者提供組織力量，從而為大規模社會運動和社會抗戰奠定階級基礎，並湧現組織者和領導者。對官方來說，棘手的地方還在於，要打壓左派學生的行動，會遇到理論障礙。因為他們運用的話語體系和理論資源，正是官方長期堅守的。

當然，現階段左派學生群體深入到工廠農村，和工農打成一片的還不多，也不排除一些左派學生持有一種機會主義態度。但官方是深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的。問題還在於，左派學生群體的行動具有示範效應，一旦右派知識份子也深入基層，深入大眾，和勞工大眾的結合形成一種趨勢，那麼，在社會經濟形勢惡化到臨界點後，原先被蟄伏的普遍的社會不滿爆發出來，社會群體抗爭就很容易發展成整個社會危機和社會運動的系列的連續劇。

應該說，這種情況很可能不遠了。

※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编者按：一位企业经营者在离开中国之前写下长文，对当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动荡进行了分析。文章在网络流传。

一、寻得桃源好避秦

2018年初，我在从马来西亚回上海过农历春节的飞机上，用手机写了《大洪水会再来吗？——我的诺亚方舟》一文，百度上还能搜到。当时还没有修宪，也还没有贸易战，后来的局势发展印证了我的担忧。贸易战只是冰山一角，在经济层面中美会达成暂时的和解，但天朝利益集团与普世价值观及国际通行规则的冲突，仍将持续，根源不在一人一事，而在于权力来源于（且至今仍依赖）暴力的必然结果。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积蓄了某些制度坚决不改的本钱，后发劣势积重难返，苏东模式窗口期已过。西班牙智利台湾社会能够和平转型，重要条件是其社会财富私有制占主体，公权力的含金量并不很高，民众意识觉醒后其恋栈代价超过弃栈。中国公有制仍占主体，且还在“做大做强”，公权力能够支配全民财富肆意妄为，毒性极强使人上瘾欲罢不能。因此除非奇迹出现，今后中国局势必继续恶化。多数人混混噩噩，部分人看得清但心存侥幸，所谓历史教训，就是很少人能真正从中吸取到教训。

我天性不羁，侥幸有机会选择，危墙不立乱邦不居，今天我选择离开中国，到马耳他共和国居留学习一段时间，顺便拿一张可在欧洲漫游的永久通行证。许多朋友问我为何作此选择，现在我在飞机上，再用手机写几行字，作为回复，也算临别感言。

二、中国经济滑坡已难逆转

事关国运的首要问题还是经济。经济事关每一个人福祉，惰政、蠢政与恶政的不良后果，最终会通过经济问题显现出来。中美贸易战虽兹事体大，但美国民众日用品主要依赖发展中国家，目前大部分仍靠中国提供，近年内难被完全替代，美国政府得罪不起选民，中国政府目前内忧外患，手中本无多少筹码，因此贸易战双方必会见好就收（关于中美贸易战结局的分析，可参阅陈天庸、谢作诗2018年3月写的《中美贸易战：原因、性质及中国的应对措施》）。中国政府被迫降点关税，相当于给本国民众减点税刺激消费，对国家财政影响并不大。更大麻烦在于，贸易战平息后的中国经济，趋势极不乐观。网上我还没看到很详细的中国未来经济预判分析文章，在此说说我的看法。

1、产业外迁最致命

中国外资正以整个产业链相关企业群体外迁的规模逃离。广东胶鞋家俱等多个行业外资企业大量搬迁出境。三星、富士康、优衣裤、无印良品大幅减少中国工厂，耐克、阿迪达斯此前已将生产工厂转到越南。内资企业有条件的也在设法外迁。产业外迁的转折点并非中美贸易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政府多年来动辄打民族牌，反日反美反西方，2016年韩国萨德事件激发中国大规模排外，都已让外资企业寒意彻骨。企业从谋划迁移到实际搬迁，至少需两三年，因此2019年起的今后三年，企业外迁潮会一年比一年猛，其后果比目前能预想到的将更严重。

中美贸易战基本还只是嘴仗，美方关税制裁尚未大规模实施，目前并未真正导致中国企业外销成本大幅上升。川普的贸易战只是给外资企业离开中国增加了一个理由。别以为贸易战和解了，要迁移的外企就会留下来。导致企业外迁是因为中国的综合成本过高，首先是制度成本高，加上中国民族民粹主义泛滥，导致外企对中国未来预期不佳，安全感丧失。近来华为孟任女事件天朝昏招迭出，更增加了外资不安全感，必进一步加速外资逃离。

产业外迁对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后果是致命的。青壮劳动力无法贮存，人老了就成为社会负担。中国其他资源禀赋远不能与阿根廷相比，因此说中国将陷南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太乐观了。看看委内瑞拉与津巴布韦吧，那才是未来中国的映像：暴政朽而不倒，民众苦海无边，年轻一代看不到未来，整个社会看不到改善希望。

香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产业外迁，到现在几乎没有了制造业，目前香港金融服务业走向衰退，社会便弥漫绝望气氛。台湾企业外迁程度比香港稍轻，也已导致台湾工人几乎二十年没加工资，年轻人起薪一直停留在台币22K。台湾每届候选人都喊拚经济，都没有起色。中国大陆与港台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世界贸易一体化时代，企业随时面对国际市场竞争，制造业企业对成本尤其敏感，民主社会政治家要用高福利讨好选民，专制政体要强力维稳，制度运行成本都很难降低，因此制造业企业只能不断地“逐水草而居”，迁到综合成本更低的地方才可续命。现在东南亚与印度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综合成本已显著低于中国，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不走就得等死。一些内资企业如果不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也很难熬过今后几年。

制造业企业搬迁是件伤筋动骨的事，因此产业一旦转移就不可能回来。中国外资企业产出占中国GDP四分之一以上，加上带动的相关产业，外资企业影响中国40%GDP，50%左右进出口额（可参照中国商务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数据为2017年度统计数据）。再加上内资私营企业也已开始大量停产倒闭，今后三五年内，产业外迁将导致中国增加上亿失业人口。其中能够“回乡创业”的主要是五十岁以上的农民工，农村无法提供与城市类似的就业、工资与生活环境，青壮农民工大多数不会忍受农村的贫穷枯燥，农民工城里出生的二代，更是无法接受农村的生活环境。大批青壮农民工与城里出生的农二代，有城留不下，有村回不去，必成社会动荡之源。

贫穷失业是培养民族与民粹主义的温床，民粹主义是专制的最得力帮凶，经济滑坡的后果，绝不只是节衣缩食的问题，首先必引发民粹主义泛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中产以上阶层都将成为民粹靶子，再次打土豪分田地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唯有在经济未严重恶化前立即启动宪政民主，形成社会多元制约体系，方可制约民粹。中国如不立即开始宪政进程，民粹主义潮流今后几年内将淹没中国，义和团将沉渣泛起裹挟社会。

宪政民主转型需要一定物质条件，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时，暴力是暴民唯一懂得的语言，需求层次定律决定了宪政民主制度难以在整个社会普遍贫穷的阶段稳定建立与施行。宪政是君子之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待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宪政民主便是沙上建塔。

经济搞不好，中国没希望。中国经济能否搞好？取决于2019年中国能不能发生颠覆性的制度改变，大幅降低民营企业综合成本。

2、中国企业的成本高在哪里？能否降低？

找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多数学者说中国企业高成本来自高税负与过高的社保，因此大力呼吁减税与降社保缴费比例。其实不然。

中国社保占工资比例近40%，这其实就是所得税，是企业的沉重负担。但中国除北上广深外的大多数地区，通常默许企业只按工人数量的30%左右交社保。

中国税负确实高，尤其税收结构很不合理，生产流通环节而非消费环节承担了主要税负，极不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积累扩大投资——对不同环节征税的调节效应是不一样的，税负从生产环节传递分摊到消费环节，是有成本的。

流行的谬误认为投资、出口与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其实只有私企投资才是拉动经济的唯一动力，出口与消费是有效投资的结果，而非与投资并列的发展动力。中国高税收严重影响企业增加积累扩大生产，很不利于经济发展，减税是必要的。

我自己经营企业，平时与企业家朋友相从较密，我总结民企老板面临的外部困难，普遍来说，约20%来自于重税，20%来自于干预用工自由的劳动法规与社保负担，还有60%左右，来自于官员以检查、整顿、罚款、责令整改、环评标准过高、强制限产、责令停业、拆违、赶人、限制经营范围、限制外来人口子女入学、购房等等各种限制与折腾带来的麻烦，让企业动辄得咎。税收与社保虽不合理，但只要规则清晰，企业还有个明确预期，可以部分规避或提前分散风险负担。唯有政府官员随心所欲的权力之手干预企业经营，以及官吏以执法为名的寻租滋事，如苍蝇防不胜防，最令企业经营者心力交瘁。应对这类骚扰的时间与精力，是企业经营者更大的成本。但由于这种成本难量化、难表述、难避免，学者与主政者常回避这类问题，视而不见。且政府还需养大批冗员以维稳，腐败是专制政体运行的润滑剂，“纵兵劫掠”也是养兵之法。因此官员权力寻租与蛮横折腾企业带来的负担与损失，虽危害更甚于高税收与高社保，现行体制下要想预防与避免，基本无望。

政府官员权力寻租与瞎折腾，比高税收与社保更伤害企业。纪检监察显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官员折腾企业，名义上都有法有据。政府部门高标准立法、选择性执法，让企业普遍处于违法状态，政府官员随时可上门刁难处罚，这是中国所有民企面临的常态。企业大油水多，上门刁难敲诈的官员越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古谓灭门的知县，今有随意封门的胥吏。更糟糕的是民企面对公权力侵害毫无救济手段，只能束手待宰。

这几年纪检监察扩权的结果竟是，企业受到的刁难并未减少，不花钱绝难办事，但如没有熟人介绍勾兑，企业愿花钱官员也不敢要，故现在找人花钱摆平官员的中间成本，常大于以前直接给官员红包的支出。另外，财务上如何处理这些用于打点的灰色支出，以防备纪检监察查处官员时以“涉案人员”为名带走企业老板长期羁押，又成为企业的另一麻烦。按刑诉法等规定，杀了人被抓捕24小时后律师便可介入会见，这几年常有企业主被纪委监察带走失联几个月，企业上下与家属竟无从查问下落。被中国纪检监察部门“协助调查”羁押所受的非人折磨，远甚于监狱，这成为很多中国企业家难摆脱的梦魇。有西律师多年前写的《中国企业家都在通往监狱的路上》一文，道出了中国企业经营者的辛酸，至今仍不断被转发。

中国监察法缺乏程序正义，监察机关公然自谓属政治机关，而非司法机关，却可以羁押公民，且不允许律师会见，明显与现代法治相悖。厂卫滥权绝不可能带来吏治清明。恶法非法，监察法不改，中国与现代法治逾行逾远。

官员财产公开与舆论监督，已被全球文明国家证明是最有效的防腐败手段，大数据时代让官员财产公开与接受社会监督，极为容易，天朝弃而不用，非要守着粪坑打苍蝇。当前官员权力寻租又越演越烈，我写文分析过，茅台酒价格可作为中国腐败指数，今年茅台涨价竟与监察委扩权几乎同步。古谓养贼自肥拥匪自重，这微妙关系，谁解其味。

综上，公权力不受制约导致的官吏寻租与随意折腾，是中国企业最沉重的负担。民族与民粹主义增加外资的不安全感，是外资企业的额外成本。

此外政府垄断土地导致高房价，垄断上游产业控制基础原料与燃料等价格，也是中国企业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房价是劳动者的生活成本，也即是用工企业的人工成本，员工工资起码得能够维持其衣食住行。税费水电油气排污路费红包上游原材料等，市场各项成本是环环相加传递的，成本链条上任何一环的成本，也都是另一环的成本。

中国政府对民企管束太紧攫取太多，当前中国民企外有东南亚印度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对手，内有世界最昂贵政府的盘剥、行政干预与权力寻租，办企业辛苦还不挣钱，老板累死累活只是为政府与员工打工，不堪重负之下企业关门大吉将成燎原之势。即使没有贸易战，中国经济下滑的势头也已不可逆转。

贸易战如持续下去，将重创中国制造业。当然我认为贸易战会暂时和解。但如不能由此带来中国政治制度改良，则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他国的威胁，外资企业与外来订单仍必大量转移到他国，中国的制造业实际产出将在今后五年内萎缩近半。

（有人认为凭中国内需市场也可以大体维持现有经济规模，称中国即使少了对美国的出口，也只影响GDP几个百分点。无知之论。设想一个村里没了外出打工收入，各户将只能自耕自织自给自足，结果必是百业凋敝，也许只剩下一个水磨坊。打工收入是村里其他各业兴旺的前提与基础。外贸收入是人民币发钞之锚，而且有了稳定的外贸收入，才能带动配套产业与服务业等百业兴旺。现代金融与服务业，通常可将外贸收入通过信用放大与服务业传递，将经济GDP扩张数倍以上，中国经济目前年80万多亿人民币的GDP，约一半是靠每年2万多亿美元的外贸收入直接与间接拉动的。外贸收入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多米诺的第一张牌。没有外贸收入，中国有效内需也将大幅减少——付得起钱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没有基础收入，哪来有效内需？如果闭关锁国，中国会逐渐退化回到小农经济，经济大幅度萎缩，社会退步，被世界文明社会抛弃。）

要降低中国企业成本，首先必须大幅降低中国制度成本。要维持中国经济规模，必须维持外贸规模，要维持外贸规模，首先必须留住外资企业。现在中国连内资都留不住，企业家人心惶惶，中国经济还能继续发展吗？退一步，中国经济还能维持现有规模吗？

最关键是，2019年，中国会有制度方面的重大改变吗？如果没有改变，中国经济衰退及其后果将超过一般人想像。

三、大洪水何时再来？

安邦吴小晖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安邦保险等部分被政府接管。明天系肖建华被从香港抓回，至今未获自由。万达王健林变卖资产。复星郭广昌的海外投资折戟。马云宣布2019年退任。马化腾刘强东穿红军装朝拜后公司股价大跌，此前刘强东称大数据可助二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人民大学毕业生他应该知道共产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也许他内心已预见自己将被共产？无恒产者无恒心，几个月前强子妻女在侧仍酗酒出轨，很象是无恒心者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使然。

对他们来说，大洪水已经来了。

很多学者与商人已感受到中国政治与经济的波涛汹涌。

开网店的小店主应也有风雨交加的感觉了。电商法规定要求所有网店都办理营业执照并纳税，依我看这举措加强社会管治控制的意图远大于收税，因为向小微企业征税，其收益很可能低于征税成本。但与几年来大城市大规模封墙关店一样，这些任性专横又愚蠢的管控举措，断了升斗小民的生路，底层民众自谋生路，政府不支持还处处设限，这些管控措施破坏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人为加大了市民生活成本与经济运行成本，批量制造出更多困难群众。

国家税务总局2018年11月27日发布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规定欠税超10万元就上黑名单，经营者将被阻止出境、买房等（称“将纳税信用评价结果通报相关部门，建议在经营、投融资、取得政府供应土地、进出口、出入境、注册新公司、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获得荣誉、安全许可、生产许可、从业任职资格、资质审核等方面予以限制或禁止”）。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非银行支付机构开展大额交易报告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5万元以上，或转帐人民币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就将被列入大额可疑交易进行监控。

大数据时代，人人都毫无隐私可言，有产者更如栏中猪羊，政府要清算处罚宰杀，易如反掌，到时谁能幸免？

多数人将会一直到自己与亲友谋生无着、安全有忧时，才恍然发觉，原来自己周边已是洪水齐肩，无处可逃了。

对2019年短期经济形势，许多人持审慎乐观。我对短期也不乐观，对长期更悲观。前几天央妈降准1%，据称可释放出15000亿人民币。经济滑坡时中国政府必按老套路继续大规模放水刺激经济，继续扩大公共投资以稳就业稳增长，但没有效益的投资就是消灭财富，许多政府低效项目建成后收益不够付利息，还须赔巨额运行与维护成本，成为全民负担。

中国社会缺的不是钱，是挣钱机会。中国民企海外投资渠道被外汇管制政策堵死，国内有利可图的行业被国企垄断，民企各项成本太高，普遍不挣钱，这才是中国经济的病因所在。

不除病因，只靠政府继续印钞放水扩大公共投资拉动经济，相当于进一步将社会财富向政府手中转移，稀释民众手中的财富。这样做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强了政府掌控经济集中度，政府掌控的经济运行效率显然远低于民企效率，现行政策还在不断降低中国经济运行效率。这是饮鸩止渴挖肉补疮，放任中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大印钞大通胀，是现行政策的最终必然结局。城市房产将成有产者最后保值工具，但同时不动产也将冻结有产者的财富，坐等官府清算盘剥。中国楼市的结局，我在《中国楼市何时跌》一文里预测过了。现在的中国经济就是一艘正开往深渊的太平轮。如果没有根本性改变，船毁人亡的结局谁也逃不过。

四、社会动荡临界点：维稳者成为被维稳对象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经济与政治变化转折临界点，中国社会稳定与否，首先取决于经济能否稳步增长，至少不倒退。国际竞争激烈，各国经济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经济失速必使产业大量外迁，导致大量失业，引发社会动荡失序。

问：中国社会全面动荡失序的临界点在哪？

答：财政养不起庞大的吃公粮群体，大批维稳者成为被维稳对象之时。

当前5600万退伍军人已成维稳对象，此前他们曾是维稳者。3000多万事业编制人员将是第二批被维稳对象，财政已无力长期供养他们，但他们中许多人已丧失自食其力的能力。

待到经济下滑导致政府财政汲取严重不足时，协警与城管等部门中大批临时工将首先被裁，侥幸保住泥饭碗的，也只能拿微薄工资干脏活苦活，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从秦朝下级军官陈胜吴广到明朝官营驿站下岗驿卒李自成，捕快张献忠，一直到辛亥革命，社会鼎革首倡者主要是失意的体制内人员。所以一味扩充维稳队伍很可能是养虎为患，维稳需要政府财力支撑，一旦财政汲取不足，最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主力的，往往正是原来的维稳者。不改良制度，只靠暴力维稳，一定是越维越不稳。

中国资源贫乏人口老化，历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社会原子化，缺乏士绅阶层，缺乏宗教信仰，社会一旦乱起来，必如负载过重的大货车坡道后滑，却没有刹车。中国须多少年才能走出乱治循环？大清后期幸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名将勉力维持，太平天国也乱了十四年，死人一亿多，现在体制内持续逆淘汰，恐怕难觅曾左李了。

乱世社会动荡失序，人人都是受害者。兴亡皆是百姓苦，别指望社会动荡后一定会出现一个更好的社会。

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中国，会回到丛林社会。手中有一点点权力与武力者，都将变本加厉盘剥民众，敲骨吸髓。同时自己也朝不保夕，时刻可能成为他人猎物。商人成为权力食物链的终端食物，各种变相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将明目张胆，甚至获得大众欢呼喝彩。目前几个商界大佬已成笼中猎物。影视明星们粉丝无数，平时看似神通广大，但近半年来他们面对公权力各种关门打狗式的查税清算盘剥，噤若寒蝉束手无策，一些民众还拍手称快。如轮到你我，谁比商界大佬与影视明星们更有自保能力？

经济下滑也将导致中国最大的中产阶层——干部阶层的生活水平全面下降，靠山吃山，到时候权力寻租现象将更加失控。中国纪委与现监察委，多年来以非法治的严厉手段管控干部，一方面对干部有相当的威慑作用，一定程度起到了抑制公权力寻租的效果；另一方面污染了法治的源头——现在干部是对法治最没有信仰敬畏的群体，做事消极怠工，对监察委畏而不敬，工作动力全靠高福利与灰色收入撑着。一旦干部的现有收入与高福利难以为继，铁饭碗成为鸡肋，那时官员将对纪委监察部门不敬也不畏，而政权维稳还需要他们，其权力寻租必更肆虐，法不责众，监察部门明知普遍贪腐也只能挣只眼闭只眼，且监察人员一样会利用权力寻租，既敲诈“肥鸭子”干部，也可能猫鼠合流，合谋敲诈关联的企业主，共同分赃。

理论上，中国挟其经济体量与产业链完整，闭关锁国也可象康乾时代一样自给自足，只是那样的话，民众生活品质会退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自然是中产阶层——而中国干部就是当前最大的中产阶层，到时必群体性抗命，对上阳逢阴违，对下纵容劫掠。非民选的官僚阶层，历来具有单向棘轮效应：有利于其扩权寻租的政令，如扩大投资、增加行业限制、加强对企业与民众管治，必变本加厉迅速落实，与此相反的事，必一拖二推三对抗，三令五申，仍难落实。

官僚阶层有其自己利益与相对独立性，当前官僚阶层对邓式“改革开放”有共识，正明里暗里顽强抵抗极左派开倒车，在努力将倒开的车子拽住，往胡温时代的方向推。近来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政策，就是激烈博弈的体现。但他们只是希望中国政局回到胡温时代，那个较现在相对自由宽容的年代——包括对官员腐败的宽容。而世界宪政民主潮流已浩荡向前，中国内外的环境也已发生重大变化，互联网加速了世界一体化，社会停滞即是倒退。

“保卫改革开放”如被曲解为回到江胡时代，绝对解决不了上文所说的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的问题。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思维，解决不了执政党自身恶性膨胀的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这种维稳思维的结果。执政者拿刀砍百姓容易，砍自己就下不了手，所以天朝多年口喊精兵简政，越减机构越臃肿，已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承受之重。

因此有学者提出“告别改革开放”，可以理解，但如何做到？保卫派与告别派的目标并无区别，应该怎么样，认识都一致。能够怎么样？不是越激进者就越高尚，不是越激烈就效果越好。动机不重要，行为客观效果更重要。能够一步飞跃当然好，如何做到？如不能一步飞跃，那么日拱一卒，积跬步致千里的渐进改良，不该被嘲讽。真正的改革开放是包括执政阶层在内的中国人共同利益所在，需要“咸与维新”。

需明白当前中国只有两项选择：或前进过渡到民主宪政，和平转型；或退回到极权专政，最终走向崩溃。

五、维稳四策

我的许多朋友在国内建言抗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对他们深怀敬意。2019年元旦前，我们近百位朋友以《中国百位公共知识分子“改革开放”四十年感言》为题，各人说了一句话。我只是小商人，不算知识分子，但与他们同气相求，也忝列其中说了句：有利于私有产权保护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才是改革，改革方向应该是增加人的自由。

中国如能避免动荡和平转型，是国人之幸。社会变革要以人为本，兴亡皆是百姓苦，什么主义不重要，民众福祉为重。从这个角度说，我是坚定的维稳改良派。位卑未敢忘忧国，在此我提出四点施政建议：

1、实行宪政，接受普世价值

2019年内召开政改会议，有序推进宪政民主。宪政即是限权，对政府限权，才能落实政府部门精兵简政。政府简政减人，才能对企业与民众减负。对民企大幅减负，才能稳经济。

中国实行民主宪政，接受普世价值，才能真正融入世界，中国的发展才不会被视为对文明世界的威胁。中国才能发挥比较优势，在世界贸易分工体系中保持现有份额。如此执政者才是真正执政为民，造福全体国人。

宪政是人类世界共同文明成果，没有什么地域性与特殊国情不能适应问题。二战后麦克阿瑟将几个美国年轻人关在一处密室里九天，完全按美国人思维捣鼓出一部日本宪法，七十多年来一字未改，助日本发展成了国民幸福指数居世界前列的现代国家。

接受宪政首先是接受政治多元，明智的执政者要主动培养温和的反对派，促进社会和平转型，这样才能避免社会血腥冲突。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掌权时加于他人身上的，最终都会回到自身或后代身上。种瓜得瓜，与暴力统治相随的是血酬定律。

思想自由与信仰自由，是宪政民主的基础。当前封号删贴压制言论自由，打压迫害基督徒与部分少数族群，严重侵犯人权，应当立即停止。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权，宗教是良善社会的稳定因素。

拒绝普世价值，放着大路不走，非要“艰难探索”，非蠢即坏。如以一己之私绑架整个执政阶层一同走向深渊，终会被觉醒者抛弃铲除。从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独裁者的下场前车可鉴。中国体制内汇集了中国大部分精英，变革也是他们的迫切需要。有朋友预言，上如不主动改行宪政，二年之内，必有巨变。我不敢如此乐观，但我知道，现状绝不可能持续。如无良性巨变，开倒车结果大概率是车毁人亡，那时候所有人，要么成为施暴者，要么成为暴力的对象，一些人既是施暴者又是受害者，一切中产者，包括干部群体、白领与企业主，都将是暴民暴力指向的对象，现在的左中右，其实都属中产，到时统统玉石俱焚。

实行宪政是兼顾利益受损者，保全既得利益者的万全之策。

2、放开除军事工业之外的所有行业垄断。

全面放开对银行、石油、通讯、移动、互联网、电力、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煤、气、水、矿产、冶金、化工、医疗、教育、保险等所有行业的国有垄断，能释放巨大经济活力。

中国实际有四大征税系统：国税地税社保已合并，算一家。国企其实是第二征税系统，国企垄断了民众躲不开的“国计民生”行业，国企垄断溢价具备税收特征：固定、强制、无偿。国企低效浪费，只会消灭财富，主政者应也很清楚，但国企是党产，是利益集团的小金库，国企亏损相当于征税成本，利益集团绝不会轻易交出的。土地财政是政府第三征税系统，现在地方政府卖地所得一年达五万多亿，少了土地财政，许多地方政府得停摆。四是可随意印钞发债的中央银行与财政系统。印钞通胀稀释民众存款购买力，掠夺升斗小民财富于无形，印钞是收铸币税，富人还可通过购房换汇抵御通胀，通胀最大受害者是穷人。

去产能与环保风暴，去的是民营企业产能，保的是相对低效的国企，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现在面对经济滑坡，苛政略有缓和，但许多民企已元气大伤，肆虐不受节制的公权力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民企头项，随时可让民企老板人财两空，何况政府从未承认做错，很多企业仍永远处于半违法状态，战战兢兢信心不再。

只要仍坚持做大做强国有经济，民企就没有发展空间。裁判员坚持要下场踢球，那么游戏就无法继续。只有放开国企对上游行业的垄断，让利于民，中国经济才能恢复活力。

3、放开对土地利用的过多限制，对土地功能松绑。

土地是国民最重要财富，中国土地垄断为公有，已成为限制土地财富效应发挥的桎梏。土地私有是大方向，目前急需政府首先放松对土地利用的过多限制，以市场手段调节土地需求，放开对土地功能、容积率等等的过多限制，允许土地使用权由民企与民众个人自由交易，这样便可极大释放土地作为最重要财富的潜在价值，减少土地闲置浪费，为国民创造更多财富。

2018年12月23日至29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确定集体建设用地可以不经过征收，直接进入市场。为打破政府土地垄断开了一个口子。但这必与土地财政产生冲突，地方政府既是利益主体又是裁判员，岂会允许“农民集体”口中夺食？如废除土地财政，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地方政府将立即停摆。如何才能让地方政府对这与己争利的法律让步，不会以公权力横加限制，使该法条规定的权利永远停留在纸面上？ ——必须大幅减少地方政府的事权，为地方政府减负。

中国地方政府间的主动竞争，曾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这前提是土地既然已经被强制公有，那么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竞相开发工业区，将农地转变为工业用途，释放土地级差收益，客观上也有助于初步明晰产权，地方政府与官员获利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这方面各地方政府就是一家家公司，公司间竞争降低了投资者的初始进入成本。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建设方面，“体制优势”是很明显的，中国城市建设的效率确实世界第一。但到现在，这个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地方政府竞争的特殊红利，已经穷尽，土地成了政府攫取民众财富的重要工具，高房价透支了普通民众大半辈子的收益，企业员工的居住成本，就是企业用工的工资成本，高房价已成为民众与企业不可承受之重，公有制土地资源的配置低效浪费又显失公平，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

释放土地利用方面的制度红利，对各方都是帕累托改进，目前地方政府与企业都有极大积极性，需要改变的是中央对土地利用的僵死控制，所谓18亿亩耕地红线，纯是拍脑袋决策，新的遥感数据显示，实际中国现有耕地超过23亿亩，拿出5%便足以满足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需要，可大幅降低民众生活成本，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

4.取消户口限制，取消附加于户口上的特权。

城市化趋势是大城市化，大城市大大提高经济与创新效率。中国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发展，逆大城市化，严重损害经济效率与创新效率。中国控制特大城市发展出于政治考量，担心经济滑坡后大量失业人员集聚于大城市，成为动乱之源。但人是活的，大规模回乡创业显然是骗人，农业劳动低效低收益，且中国农村劳动力一直严重过剩。

取消大城市户口限制，允许国人自由在大城市购房、居住、就业、就学，取消附加于户口上的种种福利，让人力资源自由流动，便能极大释放经济活力。目前驱赶“低端人口”的种种做法，侵犯人权，损害经济，也不可能真正利于社会稳定。民以食为天，经济好社会自然稳定，经济不好，再严苛的限制也无法将农民禁锢于土地上，无法阻止农民为生存的各种抗争。

以上这四条建议合起来就四个字：增加自由。

经济发展、企业创新，都是私营企业自身的本能需求，本不需要政府太费力引导，真正保护好私有产权，放松土地利用限制，给民众更多自由，经济发展与创新都是必然的结果。而要真正保护私有产权，须先对政府限权，政府解除国企行业垄断与资本管制，把言论自由还给民众，这是产权保护的基础条件。贸易战与很多国际冲突，根源皆是价值观冲突，中国执政党如实行宪政，退一步便海阔天空。

目前中国社会变革需要体制内外有远见的精英诚意合作。和平转型应当是体制内外精英协作的结果。宪政限权需要精英间相互尊重，充分榷商，求同存异。

中国精英目前仍大多在体制内，体制内外的社会精英们，更清楚社会问题所在，更容易接受宪政。消灭了精英的社会，必定只剩下愚昧鲁莽无序。宪政的本义是接受多元利益主体和平榷商，体制内精英也是重要利益主体之一。社会和解需要博大胸怀，我们的祖辈父辈已流了太多的血，不要再流血，不要再使用暴力，靠暴力建立不起宪政民主——革命者付出的代价越高，越不可能放弃到手的权力，那时革命者又会成为另一专制者，屠龙者又会变成恶龙。任何权力都需要制衡，宪政不是夺权，需要的只是对公权力限权。

如何让拿刀的手放下刀？当他们感受到没有威胁的时候。和平而坚韧的宪政民主改良主义者，是中国仅存的和平转型希望所在。如仍然简单粗暴地打压他们，则会错失中国的和平改良机会。执政阶层长期暴戾的施政过程，累积了太多的仇恨，如何平和主动地转型，解决权力和平交接的问题，是执政阶层的最大利益所在。台湾当年二二八的血腥记忆犹新，38年戒严白色恐怖，也不乏血债民怨，最终和平转型，四百万外省来的“统治阶层”，与本省籍民众和睦相处，台湾华人用宪政民主解决了历史清算问题，已为社会和解与平稳转型作了很好的示范。

（我以后有时间再写一篇《和解与转型正义》，详细说说这个话题）。

中国新的历史转折已经开始，我们都有幸亲历历史。是顺应潮流，推动社会和解与宪政转型，还是任性妄为，玉石俱焚？在中国这艘大船上的所有人，为了你的家人与亲人，为你自己与子孙后代，请担当起历史使命，从自己做起，拒绝倒退，践行宪政。释放善意，促成社会和解与良性转型。

为政者，请放弃斗争思维，与世界和解，让民众自由。

以上四条建议，任何一条都能释放巨大的发展潜能。如能在今后三五年内全部做到以上四条，中国仍大有希望。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内外压力，如2019年天朝在这四个关键问题上仍逆流而动一条也不改，委内瑞拉与津巴布韦就是我们不远的未来。

那么朋友们，自求多福，能离开的，及早安排。

六、结语：地中海畔，春暖花开

仍放不下家国情怀，倏忽间我已年过半百，世界还有多少未知值得探索，远方有多少风景值得拥抱。造物主创造了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享受生命、爱与安宁，不是为了让我们互相仇视怨恨互害。如果你在故国不能舒心如意，只能尝试去迁徙，去寻找，人类的历史就是迁徙史，天涯何处无芳草。

我已能从飞机上俯瞰地中海的粼粼波光，我知道此刻中原大地正白雪皑皑寒风凛冽，而此时地中海沿岸恰是暖风和煦花开正妍。欧罗巴是上帝垂顾的地方，地理位置上，马耳他恰是地中海的“海心”，地中海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凝结成马耳他这个天主教小国的祥和安宁，这里是基督教从中东传播到欧洲的第一站，仅半个新加坡大的欧洲小岛国，七千年文明历史赋予她建筑丰富内涵，蓝色海洋文明孕育了她的智慧与文化，英吉利帝国150多年的殖民统治带给她宪政法治与悦耳英语，地中海的蔚蓝衬映着马耳他当地特有石材砌成的历史建筑，色彩明亮而柔和。我正要降落到她的怀里。

朋友们，以后欢迎你来马耳他找我游玩，地中海是维纳斯的故乡，永远波光潋滟风姿绰约，地中海美食与宜人气候世界闻名。人生几何，欢迎你抽空来地中海，与我把酒临风，纵论天下。我已先到一步，我在地中海马耳他岛，等待你来。

注：我在香港飞马耳他的航班上，用手机写的此文草稿。现在我已到马耳他共和国，居住下来了。中国春节前夕，马耳他温暖如春。

我们马来西亚的诺亚方舟也备好了，我与朋友们买的吉隆坡几十套房屋大部分已经由运营airbnb的公司经营管理，平时短租为主，随时可自用与接待朋友。但马来西亚国家的第二家园十年居留计划暂停了，估计马来西亚政府要重新评估第二家园居留计划了。我的十年签已近到期，如何续展待复。马来西亚是非移民国家，第二家园也只是十年居留许可。现在全世界都在逐渐对中国人关上移民大门，发达国家中目前只有地中海周边几个国家还在以较低门槛接纳移民，我选择再办个马耳他共和国永居，方便到欧洲其他申根国旅行。地中海温暖舒适，马耳他是英语国家，存25万欧元就可获得永居权，手续最便捷。一位野夫兄原大理山水间小区的邻居，现已移居马耳他，在马耳他一家律师所兼职做翻译，帮我申请了马耳他永居手续，免了我移民公司收取的中介费，帮我直接与马耳他共和国移民律师沟通，更便捷高效。我在文后给打个广告，表达谢意。马耳他还开放小孩留学家长陪读。要办马耳他移民与留学的，加这微信二维码，我的朋友们可免中介费，帮助直接快捷高效地与马耳他移民律师事务所及学校对接，办理移民与留学手续。有意办理马耳他移民与子女留学的，请扫此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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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近皓:站在联合国看中美贸易战需要专家而非业余选手

ZT: 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恩怨（上）

____终于有明白人把红军与张国焘的恩怨给说通透了

长征开始的时候，当时是博古、李德、周恩来当家，他们采取的行动就是大搬家、大逃跑。红军经过湘江之战之后，一下损失了三分之二，中央高层内部开始了争论，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策划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博古、李德下来，张闻天、毛泽东上位，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的新的三人领导机构。

在毛泽东重新回到决策层之后，红军长征的方式有了变化，开始变得机动灵活，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四渡赤水。四渡赤水的路线弯弯曲曲、绕来绕去，就是为了避战，因为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这支走了几千里地的红军队伍已经是精疲力竭，没有战斗力了，如果要打，就是全军覆没。没有红军了，还谈什么革命？毛泽东当时在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的夹缝里求生存，所以行军路线才会那样地绕来绕去。就在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最困难的时候，突然接到雪山那边的电报，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渡过了嘉陵江，在今天的川西北建立了一块根据地，等着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对红一方面军来说，这是绝处逢生，疲惫之师一下鼓足了勇气，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1935年5月一、四方面军终于在川西北会师了。

走了一万多里地的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八万多人兄弟般的迎接，当时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拿出了粮食、皮袄等各种各样的礼物来慰问红一方面军，使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觉得非常温暖，大家都感觉到这是长征中的一大胜利，好像是过节一样。

但是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别人都那么高兴，怎么成了毛泽东最黑暗的时刻呢？因为毛泽东遇见了党内最强劲的对手张国焘，张国焘当时依仗着在党内的资历和权威，最重要的是他手里的人、枪比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还要多得多。张国焘在会师之后提出，两大主力会师应该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对不对？完全对。问题是谁指挥谁？张国焘说，当然我指挥你了，你们还剩下几个人了？毛泽东就躲避、回避这个问题，不肯把权力交给张国焘，于是张国焘就摊牌了，不解决组织问题，我就不走，看你怎么办？

中央对张国焘束手无策，为了解决组织问题和权力分配的问题，中央和张国焘在川西北整整相持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红军消耗尽了当地所有的粮食，当时全军处于饥饿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张闻天表示实在不行就把总书记让给张国焘，但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方案，“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张国焘想指挥红军咱们就让他当总政委，但是总政委也得听政治局的。这样的话，中央在1935年8月的毛尔盖会议，决定改组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之后，他的权力欲望得到了满足。

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来，咱们要北上，过草地。毛泽东又生一计，说草地人烟都没有，粮食也没有，十万大军哪儿能一块行动呢？咱们还是兵分两路吧，于是毛泽东就提出，中央还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跟着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右路军，从毛尔盖北上；让朱德和刘伯承陪着张国焘组成左路军，从阿坝北上。张国焘也不知道是计策，于是就同意了。他一同意，毛泽东马上就分家，催着徐向前、陈昌浩赶紧过草地。

草地是当时从松潘到若尔盖的一大片沼泽区，红军为什么要过草地？明明知道草地是死亡之地，为什么还要从那儿走？没人想过草地，红军一开始的愿望当时是打开松潘城，当时想按照我们今天的路线，从松潘过草地，从松潘到九寨沟，上了雪宝顶，就到了今天秦岭的通道了。

原来中央想的是挺好的，从松潘过草地。但是松潘城是川西北的军事要塞，城墙是乾隆皇帝征服了大小金川之后修的，到今天城墙还非常坚固。守城的就是国民党嫡系部队的著名将领胡宗南，胡宗南当时率领一个师在守松潘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联合进攻松潘城，结果没想到胡宗南坚守不退。红军长征的时候翻山越岭，把所有的炮都扔光了，就剩下轻武器，这个松潘城，这么厚的城墙怎么爬得上去？结果红军就包围松潘城，盼着胡宗南逃跑，胡宗南就是不跑，最后一直饿到松潘城里面的粮食都没有了，胡宗南一天只让他的士兵喝一顿稀粥，也还是坚持不退。红军一看没办法了，松潘打不下来了，九寨沟、黄龙都过不去了，没办法才调头转向了草地。

红军的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之下，当时中央机关跟着右路军一起过草地。过草地，在红军长征历史上是最悲惨的一幕。我们看当年的记载，红军右路军过草地一共走了七天，怎么能造成那么大量的死亡？今天去草地一看，那个地方真是风景如画，但是在红军长征所有亲历者的回忆录里，没有一个人写到景色，写的都是饥饿和痛苦。我们现在气候转暖，草地中的沼泽地大量消失，都变成干地了，但是当年红军过草地的时候，这个地方气温还非常低，植被非常茂盛，湿地非常的大。所以红军到了草地，第一，海拔3500米，我们今天去旅游，到若尔盖草地一看，到处像一片绿毯一样，一望无边的大草地，真美啊，但是人人都有高原反应，头疼欲裂、恶心、头晕得厉害。车继续往前开，开到了海拔2500米的拉卜楞寺，大伙儿的高原病一下都好了。所以我就知道，草地的海拔高度，在那么缺氧的情况下，红军要徒步走，那是多辛苦的事儿！

第二，草地昼夜温差非常大，气候变化无常，白天阳光普照，但是一会儿乌云来了就是一阵冰雹，狂风暴雨，让人找不着东南西北。红军在草地的七天中，整整五天是露营。你想，他们走了一整天，晚上又高原缺氧又低温又饥饿，露营的时候，突然来一场狂风暴雨，冰雹打在身上，暴雨打在身上，简直是痛苦不堪。

在草地露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得有篝火。你要是能点起一堆柴火来，就能活过这一夜，要是点不起这一堆柴火来，第二天早上很可能就被冻死。很多人就是这样被冻死的。所以当时红军这些干部说，就是拼着徒步走，我也得让我的马驮上二三十斤干柴，这样我露营的时候才能点起篝火来。但是，点篝火也非常不容易，读红军写的回忆录，像罗荣桓这样的大学生知识分子，红军总政治部的干部，晚上露营的时候点火，别的工农干部都会吹火，一会儿把一堆火吹着了，结果这些知识分子到这个时候反而显得非常笨拙，吹得一脸的黑烟，火就是点不起来，比别人要晚一两个钟头，他们才拼命点着这堆火。可见在草地那个环境，人最原始的野外生存能力胜过任何知识，什么学历、什么知识到那儿都不管用，先学会点火。

第三，就是饥饿。我们知道两个月的时间，红军在川西北消耗尽了几乎所有藏族的粮食，过草地的时候，每个人也就背着一口袋，几斤粮食。没想到过草地就是七天，结果绝大多数人都断粮了。在那些夜晚，能够煮一些糌粑糊糊、青稞糊糊，都是最好的享受。缺氧、低温、饥饿、高原，这些对红军来说都是无形的杀手。红军怎么能够在这些沼泽地里一步一步地迈过去？有很多同志当时就是凭那么一口气，这口气一松，倒在地上，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我们也是夏天到的草地，开着吉普车，下来以后在草地上感受感受，在开车的过程中还遇到几次暴雨、冰雹，我们就想到当年那些穿着单薄、破烂的衣服，风餐露宿的红军，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有一次张爱萍的女儿张小爱跟着一群红二代去考察，过草地之后，有人就问张小爱，如果当年你跟红军一起过草地，你会怎么样？张小爱非常认真地说，我一定死了，一定活不成，因为我感到没有那么坚强的意志，能让我一步一步地走出草地。由此可以想见，对过草地，红军的回忆都是非常痛苦的，当时是非常饥饿难熬的。好不容易出了草地，到了若尔盖的巴西，红军终于住进了房子，像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他们这些人住进了喇叭庙，普通的红军战士能有牛屎房子住就很满意了。住在房子里的感觉真好啊，比露营不知道好到哪里去！

这个时候，毛泽东催着张国焘赶快率领左路军北上。说句老实话，张国焘那会儿非常犹豫，因为在草地的时候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呢，队伍往哪儿去呢？中央当时说，张总政委带队伍北上，我们去川陕甘建立一个新的苏区。张国焘想，怎么建川陕甘呢，你们这帮留苏的不就是想往往苏联跑吗？我这几万人都是四川兵，我带他们去黄土高原他们能跟着我走吗？结果张国焘一犹豫，阿坝一带突然天降暴雨，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草地上又没有河流，阿坝地区变成了一片汪洋，也不知道哪儿深不知道哪儿浅。张国焘一看，这怎么过去呢，粮食又快没了。张国焘下定决心，召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开会、讲话，张国焘振臂一呼，我们不北上，我们南下，回成都老家吃大米去！张国焘手下的四川兵一听说要回老家，一个个欢呼跳跃。后来说这是错误路线，但是当时红四上上下下都赞成。

结果张国焘就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说现在茫茫草地过不来了，粮食又没有了，痛苦如死，干脆我们南下吧。毛泽东一听，焦急万分，连续给张国焘发长电报，国焘，你一定要执行政治局的决议，一定要北上。在这个关键时刻，1935年9月9日的早晨，叶剑英参谋长从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司令部跑回来，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个秘密，说张国焘给陈昌浩政委发了一封密电，上面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密电是草地分裂的一个关键，这封电报究竟有没有，从哪儿来的？1937年1月，在批判张国焘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说，电报上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草地分裂所有的证据都是张国焘的这封密电，依据的是毛泽东1937年1月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建国后80年代修战史，我们就找这封密电。到中央档案馆找所有的电报，在那么艰苦的年代，中央的电报一封都没丢，当时在草地、雪山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地节约纸，用这么窄的一条一条的纸，用最小的字在上面写电报原稿，粘贴在一个本子上。一条一条的电报都在，唯独就没有9月9日的所谓密电。这些话，毛泽东在的时候，没人提出异议。

后来叶帅也没了，徐帅多活了几年。到了1988年，徐帅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个谈话，说没有这封电报，我没看见过。结果这引起了轩然大波，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说没有，红一方面军的干部都说有。谁见过？谁也没见过。这个时候出来了一个帮倒忙的少将，叫吕黎平。吕黎平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他在这里伪造了一封张国焘密电的全文，说张国焘这封电报是他当年在红军总部看见的，上面写着：“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陕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如果中央北上，不同意南下……武力解决中央……”不用别人看，这封电报我一看都知道是伪造的，因为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里，从来都是“弟如何如何”，从来不会说“余如何如何”，张国焘电文里面没有一封称“余”的，都是“弟怎么样”，“兄长们你们认为如何如何”。第二，党的电报是有级别的，最低级的叫“秘密”，然后叫“机密”，然后叫“绝密”，最高的一层叫“指人译”，指定人翻译。指人译的电报谁有电码本呢？就是张国焘有一个，陈昌浩有一个，他们两个人才能互译电报。叶帅能看见密电？他能看到的就是一堆电码，根本译不出来。张国焘当年的电台主任，后来在湖北省当副省长叫宋侃夫，宋侃夫就教训吕黎平，“你懂不懂红军的规矩，红军的电报机要室是你这样的小兵能进去的吗？这些电报你还能背得出来啊？”所以这个账越弄越糊涂。

我们不纠缠这些问题，我们只看结果。在那一天、那个时刻，毛泽东绝对相信有这回事。毛泽东就让叶剑英先回去，装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毛泽东抱着最后的希望去争取徐向前和陈昌浩。他问陈昌浩，昌浩同志，你觉得我们是应该北上，还是应该南下呀？陈昌浩是“二十八个半”，是张国焘最得力的干将。陈昌浩就说，主席，总政委指挥红军，我们就得服从总政委，至于总政委和政治局有什么事儿，我们也管不了。把毛泽东一个钉子碰回过去了。毛泽东再找到徐向前，说，向前同志，你认我们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徐向前说得很委婉，主席，两大红军主力会师了，就别再分开了！徐向前还是要南下。毛泽东在徐向前、陈昌浩那儿碰了两个钉子。

回来怎么办？毛泽东一咬牙，想了一个下策，半夜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先开拔，先北上，看看徐向前、陈昌浩敢不跟着中央走？这样当天夜里中央机关，还有一、三军团就悄悄地北上了。北上走一宿，也不过就走了20里地，天亮就宿营了。天一亮，红四方面军的前哨就打电话到徐向前、陈昌浩的司令部，说中央扔下我们先逃跑了，我们追不追，怎么办？陈昌浩破口大骂，中央怎么背信弃义，扔下我们，不要我们了！徐向前说，算了，让他们走吧，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当时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咽不下这口气，李特说，我去，我把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追回来。于是李特带上了几十个骑兵，骑着马去追中央。李特追到了之后，就高喊，说四方面军同志跟我回去，不要跟着这些人北上逃跑！结果彭德怀大骂，毙了你这个混蛋，李特跟彭德怀差点就打起来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洋顾问李德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一把搂住李特，让李特抽不出枪来。毛泽东就对李特说，别吵了，别吵了，你们不愿意跟我们走，你们可以回去，但是我告诉你，南下是绝路，只有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之后，跟着毛泽东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的机关干部、红军大学里的学员全都和李特回去了，这就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八万红四方面军，没有一个人跟他走，而且还把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九军团扔在了张国焘的左路军。这个时候张国焘有九万人，毛泽东是一万人，你说谁能成气候？但是毛泽东没有退路了，不惜一切代价，也得带着队伍北上。

当时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一个藏族小村子，开了一个会。俄界会议就是在这个地洞里开的。当时毛泽东非常得愤怒、伤心，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危机，分裂的人就是张国焘、陈昌浩，他们现在不听中央的，怎么办？我们还是得北上，我们先要通过一个关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只传达到中央委员，对下边的干部要严格保密。

这次俄界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觉得，还是要坚持北上，去寻找出路，于是他们就进入了甘肃。第一个障碍就是甘肃和四川的交界——腊子口。腊子口现在因为开了公路，把山劈开了，当年的腊子口是很窄很窄的一个峡谷，甘肃的军阀设了一圈碉堡在那儿，红军正面攻不动，红军的先头部队找人攀岩，爬上了高山，绕到了腊子口的背后，向甘肃的军队发起了攻击。这一夹击，把甘肃的军队打跑了，于是红军就突破了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之后，又爬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叫铁梁子。

我们去腊子口的时候，是从甘肃方向走下山路去的铁梁子，到腊子口看一看。这个下山子路，我们的吉普车都开了半个小时，回程的时候吉普车往山上开，我在想，从草地出来饿成鬼的红军，当时是怎么有力气爬上了腊子山，爬到了铁梁子的山顶的？到了陇东高原，就到了一个回族人的小镇子，吴起镇。黄镇到了吴起镇就画了一幅画，出了番民区域，终于见到汉人了，真是高兴极了！语言通了，开始有老百姓跟他们说话了。

结果红军来到一个小镇子——哈达铺。我前些年去哈达铺，这个地方是甘肃甘南特产当归的集散地，我们知道甘肃出中药当归，哈达铺是当归的交易中心，明清古街上的一百多家店铺都是做当归生意的，所以这个镇子比较有钱。红军到了这个地方，终于有饭吃了，花钱，杀鸡、宰羊，吃顿饱饭，在草地真是饿坏了。红军政治部给战士发了一个大洋，让大家要吃得好、吃得饱。邓小平等人的回忆录里说，坐在回族人家里的炕上，奇怪这个炕怎么烫屁股，这么暖和？弄了半天这是北方人的炕，在炕上美美地吃了一顿辣子鸡丁，真是解馋。

我到哈达铺的镇子上，他们当地的特产是锅盔，这么厚这么圆的大烧饼，一斤一个。当年的小战士到处买吃的。一个小战士一下吃了三个锅盔，吃完三个锅盔以后不能动了，这怎么办？问连长。连长说，你一口水也不许喝，今天晚上不许睡觉，就在院子里给我走，走到什么时候消化下去了再说。这个小战士听了话，最重要的是没喝水，就没有胀死。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终于可以买到粮食了，那匹战马跟着他走了两万多里地，过草地饿得皮包骨头了，林老说，我得好好犒劳犒劳我的马。买了一口袋麦子，20多斤。这个马饿的，把麦子全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撑死了。

红军到了哈达铺，有了饭吃，毛泽东最着急的是看报纸。他在川西北待了好几个月，报纸都看不着，也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情况，于是就让红军战士砸开了小邮局，把小邮局里边的《大公报》、《民国日报》搬出来，各位领导每人分一摞报纸，分头看。就在哈达铺这儿，毛泽东、张闻天、叶剑英他们终于看到了报纸上有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消息，叶帅当时非常高兴，跟彭德怀说，老彭你看，陕北有苏区、有红军啊！彭德怀看也不看，把报纸抓过来，找毛泽东汇报去了。叶帅心里就想，这个老彭是个粗人，但他粗中有细，他抢功的动作比我快多了！

走到了哈达铺，毛泽东和中央才知道有陕北，有刘志丹，这就叫“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走到这儿就不知道希望在哪里。当时非常痛苦的毛泽东，到了哈达铺终于看到了队伍的归宿和落脚点。他把队伍集合起来，搞整编，把一、三军团合并整编成“陕甘支队”，带着不到万人的队伍，翻过六盘山去陕北跟刘志丹会合。

陕北在这个时候呢，也处在一个麻烦之中。陕北原来是刘志丹的地盘，刘志丹带着高岗、习仲勋在陕北的几个县开辟了一块根据地，过了没多久，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最先长征到达了陕北，军长是徐海东，政委是程子华。二十五军到了陕北之后，看陕北这些人不顺眼，把鄂豫皖那一套搬出来，肃反。他们说陕北红军的成分很复杂，于是政治保卫局就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他们都抓起来了，当时刘志丹他们都觉得自己马上就快完了。

军长徐海东是工人出身，原来是烧窑的，非常淳朴，他跟程子华也在当地的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了，说毛泽东余部正在向陕北行进，如何如何。徐海东就跟程子华政委说，中央快来了，咱们去接中央去吧！程子华就犹豫，你说中央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儿了，咱们要是挪动了，咱们这块地盘都保不住了，还是等着中央来联络咱们吧。徐海东一想，也就这样吧。有一天，徐海东跟杨虎城的部队正在作战，突然来了一匹马，一个通讯员，说军长、军长，中央已经到了某某地方了，中央等着你去。徐海东一听，中央来了，仗也不打了，骑着马跑了六十多里的山路，最后在一个破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徐海东说，毛泽东当时面色又灰又黄，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但是一见到徐海东，激动得紧紧地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你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徐海东就说，中央对我有什么指示？毛泽东想了想说，能不能先给我们点钱，我们太穷了。徐海东毫不犹豫，把红二十五军大部分的军费七千大洋，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的感动，第一，徐海东不是他的部下，是张国焘的部下，但是主动地来接中央，表现了他对中央的忠诚；第二，徐海东丝毫不搞本位主义，把他手里的钱毫无保留地送给了中央，这叫雪中送炭。所以毛泽东后来感动地说，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在抗战后期得了肺病，于是退出了领导岗位，整个解放战争他都没有参加，都在大连的苏联红军疗养院养病，解放后继续养病，到了1955年授衔，毛泽东特地关照徐海东，授予大将军衔，排名第二，仅次于在职的粟裕总参谋长。元帅和大将不是按姓氏笔画排序，每一个位置都有特殊的定义，徐海东大将排名第二。徐海东自己真是过意不去，他给主席写了封信，说主席，我这么多年都没工作了，授我大将太高了，我受之有愧。毛泽东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不高也不低，正好。徐海东被授予大将以后继续养病，到了“文化大革命”，“文革”里多少人受到了冲击，徐海东因为是高岗、刘志丹的老同事，所以也受到了冷落。1969年3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九大”，中共九大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召开的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不正常的代表大会，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都靠边了，一大批造反派、工农兵进入了九大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但是在“九大”开幕的前一天下午，毛泽东突然想到了徐海东，于是说，邀请徐海东同志来出席“九大”的开幕式，“九大”的主席台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团成员就了位，有一位代表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坐在主席台的过道上，这一位就是徐海东。谁说毛泽东只会整人？毛泽东很有感恩之心，徐海东陕北会师，他是终生铭记的。

毛泽东带着队伍北上了，张国焘根本就不在乎，你们不就一万人吗，能成什么气候？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部南下，又过了一次草地，到卓木碉会合，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卓木碉在哪儿呢？地图上没这个名字，有一年我跟着四川的同志到了马尔康，找党史办的同志说，你领我们到卓木碉看看。开着车从马尔康出来走国道，走了几十公里，到了一个叫松岗的地方，我说难怪卓木碉会议又叫松岗会议。到松岗以后离开国道，转弯进简易沙石公路，又走了几十公里，到了一个藏族乡叫“脚木足”，藏语一念叫“卓木碉”，于是写了三个字叫卓木碉，其实地图上是脚木足。再往里开就是土路了，蜿蜿蜒蜒地开到了一个寨子叫白沙寨，白沙寨有一个清朝的碉房。从白沙寨子再顺着土路往山顶上开，山顶上有一个喇嘛庙，这喇嘛庙刚刚修葺一新，但是没挂文物牌子。我跟喇嘛说，老师傅，我是红军的后代，重走长征路来啦。喇嘛冷笑地一说，你是张国焘的后代吧。

就在这个喇嘛庙里，张国焘召开了另立中央的会议，宣布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中共党籍，他另立中央。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活动。张国焘自己拟定了第二中央，包括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还有中央军事委员会。在这次卓木碉会议上，红四的干部是一致拥护，而且大骂中央。我们说红四的干部在这一天是欠了中央一笔账。当时在张国焘的淫威之下，左路军的红军干部纷纷倒戈，这些倒戈的人，毛泽东都把他们记录在案。在场能够坚持立场的只有朱德、刘伯承和董振堂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能载入史册的。朱老总当时气急了，一看张国焘人多势众，他也不能跟张国焘翻脸，只能说，国焘你这个不能干啊，我们朱毛是分不开的。张国焘根本不理，底下一些干将，特别要指出两个人，一个李特、一个黄超，他们两个人骂朱德，你个老乌龟，给我滚！朱德说，是中央派我到这儿来的，我就不走！张国焘当时成立了第二中央，给陕北发了一封电报，我这儿叫中央了，你们那儿叫中共中央北方局，听我的指挥。电报到了陕北，毛泽东、张闻天气得发抖，但是束手无策，谁让人家人多枪多呢。毛泽东咬着牙，总结出了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结果张国焘南下失败了。张国焘带着队伍又冲出了二郎山，想进入成都平原。川军他们，你要是路过，就放你一马，像在泸定桥，红军过去就算了，但是要是真的来抢地盘，我就跟你玩命。一向不团结的川军也团结了，于是川军在二郎山的出口，宝兴、天全、百丈等地，跟出山的张国焘军队战斗了七天七夜。徐向前说，双方拿大刀拼了个你死我活。但是红四方面军打败了，因为红四方面军在草地也饿坏了，没有战斗力了。张国焘被迫把队伍又拉回了川西北，这一次他跑到了甘孜。这时候张国焘就茫然了，怎么办呢？跟陕北都翻脸了，我这儿都另立中央了；但是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了，该怎么办呢？于是张国焘这个人，到这个时候就动摇了，后悔了，彷徨了。

ZT: 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恩怨（下）

____终于有明白人把红军与张国焘的恩怨给说通透了

这样的话，张国焘就等着红二方面军来，再共同北上。红二方面军是很特殊的队伍，任弼时、萧克、王震到了江西，跟贺龙会合了，原来他们还想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听说红一、红四都走了，他们也奉命长征，当时接的是张国焘的电报，让他们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就开始行动了，可怎么走呢？从湖南进了贵州，走哪条路呢？到了黄平一带，一个很偶然机会抓住了一个传教士，这个传教士是个英国出生的瑞士人，在镇远、黄平那一带传教，英文名字叫伯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复礼，红军抓住这个薄复礼太高兴了，一肉票来了。抓住伯复礼以后，让他给教会写信，拿十万大洋来赎。他当时大叫，我根本不值这些钱，你们杀了我算了，我们教会也没有钱。红军就押着传教士还有土豪行军。我们说红二方面军是一支很传奇的队伍，一路行军，拿一条绳牵着土豪和传教士，到了宿营地，中间商就来了谈价钱，多少钱能放人？谈完价钱以后再骑着马找家主，家主拿钱来赎人，没钱就继续往前走。教会哪儿有钱，本来就艰苦的不得了。结果走到了黄平的旧州镇，这儿有一个天主教堂，这个教堂里居然发现了一张法文的贵州省全图。所以说，传教士来中国都不是天天行善的，他们都有搜集情报的任务。比如说，看当地的矿产，看当地的基本情况，还要勘测、绘图，那些传教士一个个都跟百科学者似的。萧克一看见这张贵州省全图，非常高兴，问谁懂法文？薄复礼说，我懂法文。萧克说，你能不能帮我翻译这张地图。伯复礼在回忆录中说，我看着萧克的这张脸，他只有20多岁，那么年轻，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长途行军呢？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人，跟我们信仰上帝是一样的，所以上帝让我行善事儿，帮他这个忙。于是萧克举着油灯，薄复礼就把法文翻成中文，萧克在地图上画这些地名，干了一宿，红军就有了这么一张贵州省全图。靠着这张地图，红二方面军走出了贵州，进入了云南，最后再北上甘孜，跟红四方面军会合。

薄复礼待遇就好转了。到了昆明附近，萧克和王震请他吃饭，说，我们经过这两三个月考验，发现你不是坏人，我们决定放你回去。其实赎金肯定是付了，大概有几千大洋，付不了十万大洋。薄复礼就和红军分手，红军从元谋一带北上，薄复礼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以后，他就变成英雄了，死里逃生，回到英国他也到处做演讲，教会给了他各种奖励。但这个人真是一个死心眼，他就是爱中国，他又回来了，又回到贵州传教了，一直到1951年，中国镇压反革命，所有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境，薄复礼也被赶出了中国。他到老挝继续传教，一直工作到退休回到英国。回到英国之后，他写了一部书叫《上帝之手》，他在这部书里，描写了在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经过，薄复礼对红军可以说是充满了尊敬。后来中法建交，黄镇把这本书带到中国，萧克一看，这个人还活着呢，我一定要见他。差不多这个时候，薄复礼去世了，萧克让他秘书张国琦把这本书节译出来。这本书肯定是节译的，因为那本书叫《上帝之手》，肯定有很多宗教的内容，写他在痛苦的时候，在被囚禁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救我的等等。节译之后，萧克作了一个很长的序。我去过黄平这个教堂，看到教堂整修一新，给薄复礼做了一个塑像，感激他在长征中为红二方面军做的贡献。这是确实是一个很传奇的事情。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再次北上。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的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和他们的部下充满了苦涩心情，你看毛泽东带着他的部下，过一次雪山，过一次草地，最先到达了陕北，他们还是正确路线；我们跟着张国焘北上，又南下回来了，再北上，我们过了三次雪山、三次草地，多受了两倍的苦，还是错误路线。所以你看跟什么人，结果真是不一样。毛泽东后来总结了一句话，方向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方向路线正确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但是如果方向路线错了，再多的人、枪，你再努力，最后也无济于事。

张国焘带领着二、四方面军，第三次通过了草地，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的会宁会师了。陈昌浩他们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会师词，我们盼望着会师，眼睛都望穿了，我们就像犯了错的孩子，现在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多诚挚的感情！长征的胜利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壮丽的一幕，一、二、四方面军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最后终于在陕甘宁会师了，中国革命可以说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最高兴的是谁？是蒋介石。他心说你们三家到一块了，很好，给我一个彻底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天赐良机。于是蒋介石赶紧调兵遣将，调集了50万军队，把陕甘宁团团包围，东边阎锡山，南边张学良、杨虎城、顾祝同、胡宗南，西南马步青、马步芳，西北马鸿逵、马鸿宾。蒋介石对将领们说，攘外必先安内，消灭了共产党红军，我会带你们抗日的！毛泽东知道这是灭顶之灾，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红军一共还剩下8万多人，要吃没吃，要枪没枪，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了。毛泽东怎么办呢？首先他是求和，《毛泽东书信选集》从1936年10月到12月，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写了17封信，一辈子的软话都在这个时候说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呵，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我们红军都愿意追随蒋介石共同抗日等等。蒋介石不为所动，他还不知道你共产党是怎么回事，非要消灭你不可。

毛泽东一看求和无望，就得另找出路。第一条出路，命令彭德怀指挥红军，打宁夏，叫宁夏战役，又叫西征战役。党史上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先后进行了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我们开学术会的时候外国学者问我们，你们长征为了什么呀？我说，为了北上抗日。外国人问，宁夏有日本人吗，你们干吗去啊？我一下答不出来了。宁夏战役当时就是打开一条从宁夏经内蒙去外蒙、去苏联的通道。实在不行，咱们带着队伍去苏联。但宁夏战役刚一打，毛泽东就感觉到不行，这条路不能走，共产党、红军要是流亡去了，出了国了，那蒋介石不就一统天下了吗？中国历史还有共产党什么事儿？所以这条路不能走。

第二条路，派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西征，开辟河西走廊。这个事情现在有很大的争议，许多红四粉在网上写文章，说毛泽东就是要黑红四方面军，特地把他们派到河西走廊送死，削弱张国焘的实力，他好掌大权。这种说法是非常阴谋论的。这个问题当年是双方都有关系的，第一，毛泽东跟红四方面军说，你们别来陕北，陕北根本养活不了你们这六万多人，哪儿有那么多粮食，你们还是在甘肃那儿开辟根据地吧。第二，徐向前、陈昌浩和一堆红四的将领也不敢来陕北，怕来了以后路线斗争，算他们卓木碉会议的老账。所以他们当时心里也揣着个兔子。这个时候中央就下了一个命令，说你们组织西路军，打通国际通道，去新疆，就是接通远方，而且还说苏联在新疆准备了机枪、武器等着你们去拿，你们执行西路军的任务。当年红四方面军一听到这个任务以后兴高采烈，好啊，我们到了新疆，接收了苏联武器，我们又是红军老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红四非常快地执行这一任务，过了黄河一路向西，当时马步芳只有两个师的兵力，才两万多人，哪抵得住六万多红四方面军啊，这个时候中央一个命令，停止前进，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既不许前进也不许后退。徐向前、陈昌浩非常不理解，从新疆拿了武器再回来不行吗？不行，哪有武器给你们呀？苏联的武器是给盛世才的，当时苏联希望在新疆建立他的势力范围，跟红军有什么关系？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打开一块地盘，建立一块根据地，就是留一条后路，如果陕甘宁待不住了，可能中央还要去投奔徐、陈。这是中央和毛泽东预留的一块活棋。

那么这块棋做完了，第三步棋就是笼络张学良。张学良“九一八”丢了东北，让全国人民臭骂，现在来陕北“剿共”，又让全国人民臭骂，说张学良就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张学良也很痛苦，听说红军到了陕北，他非常好奇，红军居然能走两万五千里，他问手下，你们谁能这么带队伍，我是没这个本事。于是在好奇心之下，他想看看红军是什么样，自己悄悄跑到了洛川，跟共产党秘密会面。共产党来的代表是周恩来和李克农，周一见到张学良，着实地把他捧了一顿，少帅真是年轻有才，您要领导抗日，我们共产党红军都听你的指挥云云。张学良一高兴，跟红军结盟，第一，给红军十万大洋，两万套棉衣棉裤，帮助部队过冬，解决燃眉之急；第二，我们互通情报的，谁也不打谁，建立秘密渠道的联系。

这样中央又给自己做了一个眼，多了一条活路。这个时候蒋介石到西安督战，领导各路军马准备向陕甘宁发起最后的攻击，毛泽东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于是毛泽东、张闻天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绝密的电报，说如果蒋介石要进攻，你和杨虎城给我们让开一条缝，让我们带着红军从你们两个人中间南下，过秦岭，回徐海东的鄂豫皖老家；如果鄂豫皖还待不住，我们再二次长征投奔在河西走廊的徐向前、陈昌浩。所以你看毛泽东在当时是什么打算都做了，什么出路都想了，就是为了挽救即将被消灭的共产党和红军。

张学良回封电报说，别着急，过几天形势可能还会有变化。什么变化共产党也不知道。于是张学良就去跟老蒋说，你看人家共产党都求饶了，服软了，接受你的改编了，把他们收编了不就完了吗？蒋介石勃然大怒，你这个毛孩子，你懂什么政治？把张学良臭骂了一顿。张学良少爷脾气来了，好你个老头子，不给我面子，我整你！张学良一怒之下，他个人发动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留了，西安事变完全是张学良的个人行为，事先跟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共产党做梦也想不到。结果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一片欢呼，好啊，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张学良你就组织抗日政府，我们共产党跟你合作，马上派周恩来同志骑马去西安，商量成立国防新政府的大计，蒋介石一定要牢牢的掌握在你的手里，杨虎城也不能信任，必要时诛之为上。杀！这是中共中央当时的真实心态，蒋介石把我们长征整的多苦啊，我能不恨你，我能放你？

结果西安事变一发生，全国舆论一致声讨，张季鸾在《大公报》写社论，现在国难当头，日本人虎视眈眈，张、杨两个军阀还在搞政变，还想篡位，你们不是乱臣贼子，谁是？全国的舆论一致声讨，张、杨显得非常孤立。过了三天，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了，说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张学良绝对当不了中国抗日领袖，你们只能联蒋抗日，不能联张抗日。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写了，说共产国际的电报一来，毛泽东气急败坏，在窑洞里走来走去，说反了反了，天地翻覆了，原来我们让恩来那么说，现在反过来说，我们不是反复无常吗？事实证明，共产国际过去再错，这次确实说对了，张学良就是不得人心。所以中央还是得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赶紧派人去追周恩来，把共产国际最新的情况通报给周恩来。

过了半个月，周恩来终于到了西安，张学良是盼星星盼月亮，就想听听周恩来的主意。但是周恩来不跟他谈，先去见蒋介石，说校长，我看您来了，只要校长同意停止内战，我们共产党和红军都愿意听你的指挥，共同抗日。蒋介石也是狼狈不堪，被扣了半个月了，宋美龄和端纳冒死从南京飞到了西安，见到蒋介石。宋美龄就说，你别“剿共”了，南京那边盼着你死、等着抢你位置的人多了去了。蒋介石怎么办？他得先脱身呐。于是他跟周恩来说，恩来，只要你们听我的话，我可以停止内战。有了蒋介石这样一个表态，宋美龄就召集周恩来和张学良开会，当今民族大义至上，我们国共两党捐弃前嫌，重新合作，联合抗日。这样的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绝对不像我们的电影里演的那样。

西安事变使陕北中央柳暗花明，但是把西路军坑了。西路军当时在张掖、武威这一带，既不进也不退，待了将近三个月。这三个月是冬天，我们今天走河西走廊，依然是走多远看不见一个村子，地广人稀，这是非常贫困、荒凉的地方。来了六万红军，也是天天要吃饭，出现了跟在草地的时候一样的问题，军队跟回民争食。三个月，待在河西走廊，冬天往哪儿住？把回民的村子、房子都给占了。怎么取暖？把回民种的树都砍了当柴烧。你说回民能不愤怒吗？而且，河西走廊是什么地方？就是当年清末左宗棠大杀回民的地方。所以在那一带，回民不管是什么党，只要汉人抢我的房子、抢我的地，就跟他们拼命。马步芳就集结起五六万人，组成民团，跟西路军开战。西路军在这儿耗了这么多的时间，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得不到回民的支持，反而引起了全体回民的仇视。这样战争的结局就决定了。梨园口、高台这些惨烈的战斗，不是马步芳的部队和西路军作战，而是以马步芳的部队为骨干，纠合了广大的回民跟红军作战。

我到张掖去，跟当地党史办的同志座谈。党史办的同志一看，北京的学者来了，准备好了讲话稿，说官话。我说咱们都是搞历史的，好不容易我来你们现场，你别说官话了，就跟我说说真实情况。他们说，哎呦，我爷爷说了，红军来了，把我们这儿祸害惨了，树也砍了，房子也给拆了。当时回民跟西路军作战，那是父子齐上阵。红军都是步兵，回民来的都是骑兵，五六个红军才能打一个回民，好不容易把这个回民从马上揪下来了，西路军缴获了上百匹马，自己组织了骑兵团，跟马家军作战。结果到了阵前，马家军一吹口哨，这些马驮着红军都跑回人家阵地去了，马都是人家的。最后西路军败的非常悲惨，徐向前、陈昌浩只身逃回陕北，绝大部分红军都溃散了，就是李先念带着400多人最后一直逃到了新疆，陈云接应了他。

马步青、马步芳消灭了西路军之后，最悲惨的就是西路军的女战士。马步芳规定，把这些西路军的女战士都配给马家军，但是有一个条件，团长配团长，连长配连长，士兵配士兵，得门当户对。当时西路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就配了马家军的一个团长，王泉媛是一个刚烈女子，宁死不从，动不动就拿剪刀，马家军看她太性烈了，暴打一顿赶出门了。王泉媛一直从甘肃跑回井冈山的老家。但是，那么多红军女战士就跑不了了，改嫁了马家军，在当地有一个外号叫“共产婆”，只要是四川口音的就是原来的红军，共产婆。这些人嫁给了马家军，到了1949年，王震的部队到了西进新疆，到了青海、甘肃，别的地方搞一遍肃反，马家军住的地方搞三遍肃反，可以说是斩草除根。这些共产婆就都成了叛徒了，谁让你跟了马家军了，你为什么不牺牲？那时候很“左”的。

一直到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当时我们复旦的一个学员去青海湟源县当副县长，负责平反冤假错案，他说，我那儿最大的冤案就是共产婆。于是找找还有多少共产婆了，就剩下几十人了，都已经七老八十了。可以说，从1936年西路军失败之后，这么多年一直是处于政治和身体的双重灾难之中。有很多人最后平反了，每个月给她们40块钱的生活费，一个一个痛哭流涕。所以有位董汉河就采访她们，非常感动，写了一部《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

那么我们说，西路军这么悲惨，说明了什么？干革命，就是有人吃肉，有人啃骨头。因为当时西路军承担的任务是为中央预留一个后路，所以在那儿既不进也不退，等到西安事变解决，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西路军的悲剧。

红军长征有着非常丰富的故事，但是红军长征这种伟大的史诗，它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这个首先我们要归功于埃德加·斯诺。西安事变之前，斯诺就在张学良的承诺之下，秘密进入了陕北，毛泽东正好处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一看来了一个美国人，非常的高兴。当时就让红军干部尽可能的给他提供素材，每个同志写几篇你的长征回忆录，让这个洋人带走，到上海给我们化缘、募捐，这样我们日子可以过得好一点儿。于是斯诺所到之处，我们都给他提供材料、提供采访，斯诺把这些材料写成了他的《西行漫记》的素材。但是斯诺只是采访了一部分内容，斯诺走了之后，红军收集了这么多的回忆录，几百篇的稿子怎么办？当时是冯雪峰要从延安去上海，重新建立左翼的文化，延安方面就把长征的这些回忆录手抄了几份，其中的一份抄稿就让冯雪峰带到了上海。原本是准备交给鲁迅的，结果鲁迅去世了，就交给了一个书商。这个书商就把这个抄本秘密地保存下来了。这些长征回忆录虽然写好了，但是因为国共合作，所以不能编辑，也不能出版，里面写的好多是蒋该死如何如何。毕竟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史料，当时红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部长徐梦秋，受毛泽东的委托，编辑这些稿子，徐梦秋和丁玲、徐特立他们几个人在延安编辑，到了1942年，编辑出了两本书，就叫《红军长征记》。《红军长征记》最初是土本印刷的，印出来之后，朱德送给了史沫特莱一份，史沫特莱去世后捐给了哈佛燕京学社。哈燕社有一年清理库存，把这本书扔出来，正好是上图的一位同志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当善本部主任，一看这不是朱德的签名本吗？太不得了了，于是把这个书复印了送到上海。上海就出了两套书，一套是1942年徐梦秋编的《红军长征记》铅印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另外一套就是冯雪峰带到上海的手抄本，这两个版本重见天日了。

这两个版本重见天日之后，《红军长征记》一下丰富起来了。在1949年建国后，这两个本子我们见不到了。当年在延安搞《红军长征记》的时候，都是一些年轻人，而且刚刚经过长征，很多事情记忆犹新，最重要的是当时我们中央没有口径，没有框框，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于是这些人就随心所欲，由着性子来，什么高兴写什么，很有个性、很有特点。建国后一看，这不行啊，这些文字对我们的前辈不恭敬呵，于是开始进行净化、剪裁，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是官方第一次正式展示了原始资料，但这个原始资料只有50多篇文章，100多篇文章都被删掉了。

后来我说不行，得找到原始版本，找到原始版本一看，《红军长征记》有100篇，我就把《红军长征记》整理了。但是1956年的版本也有一个好处，书中有几篇长文章是综述性的，不是在国内发表的，而是在苏联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一篇署名“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这本小册子1936年在上海出版过，很稀有。这个廉臣，后来陈云说，就是我，我到了苏联以后，为了宣传长征，当时用了一个化名叫廉臣，在书中我写了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医，跟着红军长征，如何如何。但是陈云只走了一半长征，到泸定桥之前中央命令陈云去苏联，命令潘汉年回上海，他们俩就离开了红军队伍。廉臣写了一半长征。后来又出的文章，一个叫杨定华的写了《雪山草地行军记》，1938年上海印行过。杨定华，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陈云和邓发都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都是把握全局的人，加上他们亲历记，这些文章写的是相当得生动，相当得有趣。但是有一条，他们是为了宣传长征，所以他们写的都是非常正面的。

写到长征中的痛苦，我们说徐梦秋的“长征记”是写的最好的，文笔也是最好的，过草地那种饥饿的状态，红军那种痛苦的生活，知识分子怎样在野外生存，写的栩栩如生。徐梦秋当时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宣传干部，文笔最棒。结果徐梦秋这个人最倒霉。在过雪山、草地的时候，两只脚冻烂了，起了坏疽，到了陕北，马海德来了，他是跟斯诺一块来的医生，把徐梦秋两只脚截了，于是徐梦秋变成残废了。徐梦秋后来又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到新疆跟盛世才搞统战。盛世才最后面临一个抉择，是投靠苏联还是投靠国民政府？盛世才觉得我还是得当中国人，虽然他是苏联共产党党员，最后他决定投靠国民党，那就要跟共产党划清界限，把新疆的共产党人都抓起来了，包括陈潭秋、毛泽民。都抓起来之后，徐梦秋屈服了、叛变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被盛世才处死，徐梦秋也就回不来了，徐梦秋投奔了军统。1949年在南京，国民党要溃逃，毛人凤说，共产党那些叛徒一个都不带走，我们现在要他们有什么用？徐梦秋走投无路，等到刘伯承进了南京，徐梦秋还想去找刘伯承拉拉关系。共产党这边说，好啊，找了多少天找不着你，原来你这叛徒在这儿呢！于是把徐梦秋扔到监狱里，一直关到70年代，他死在监狱里。所以徐梦秋的这些文章当然不能面世了，不能收入《长征记》。一直到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可以公正地看待这段历史了，我们就把徐梦秋的文章原样整理出来。最初在整理徐梦秋文章的时候，是依据《红军长征记》1942年的版本为底本，整理完了之后，我一看1936年的手稿本，里边有大段大段的文字更生动，比如说，我们突然发现喇嘛庙里的佛爷能吃，我们天天拿锅炒佛爷，跟豆沙一样吃，还不能让别的同志知道，不然我们就没得吃了等等。像这些文字，我觉得是非常真实的。

长征史料越接近那个时代，就越真实。我把这些文字都恢复了，甚至把那些画了××、画了框框，他们自己认为不合适的，我也恢复了，因为我觉得这样最真实。而且红军中这些文人写的文章可以说是有血有肉，红军也是人，是一帮非常年轻、非常天真的孩子。彭家伦是红军政治部的干事，他写的文章为我们解开了飞夺泸定桥最后的谜底。彭家伦写的文章被删了好几篇，为什么删他的文章呢，我把原始版本拿来一看，原来他写红军刚刚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到了国统区的一个镇子乌迳，一看有饭馆、有集市，红军就高兴了，他们到了杂货店，老板，我买两块钱的盐。老板给他们称了16斤盐。红军说两块大洋有这么多的盐吗？我们在苏区的时候两块钱一小口袋盐都买不了。可见当时禁运多厉害，他们一下扛了一大麻袋盐回去，两个红军战士兴高采烈。还有一个战士，到了杂货铺一看，一个塑料瓶子，这里面一定是炼乳。老板说这不是牛奶，你别喝。战士不信，拿起来就喝，是墨汁，喝了一嘴都黑了。他就跟老板打架，大闹一场。彭家伦赶紧赶到，说是你不对，人家不让喝，你还喝，犯傻了吧！就这样的情节，很可爱，表现出红军是一群非常天真烂漫的人。而且在长征中，也不完全是痛苦，还保持着这种乐观精神，而且还能把这些朝气蓬勃的东西记下来，我认为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每次整理一次《红军长征记》，都是希望把最原始的东西补充进去，这些东西越还原，就越接近1934、1935年，越接近那个时代，让我们看得越真实。